太神奇了！毛主席24歲時的筆名，竟然和中國歷史如此的巧合！

1915年長沙的夏天十分悶熱，如同蒸籠一般。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的布告欄前面，有幾個學生聚集在一起觀看一則《征友啟事》。落款是“二十八畫生”，這個名字看起來比較新奇，之后有人思索探究得出，這是毛澤東三個字繁體寫法的筆畫總數之和。那時候沒有人能夠預料到，這個24歲青年隨意選取的筆名，就好像一顆種子，靜靜地埋藏在中華歷史的土壤里面。

若要講清楚這個筆名的由來，就需要先看看毛澤東當時的心情。他在那個時候特別癡迷梁啟超，就連給老師楊昌濟寫信都署名毛學任，也就是說想要跟隨梁任公。楊昌濟聽了之后直接搖頭，然后送給他一本《胡文忠公全集》。毛澤東閱讀完胡林翼（號潤芝）的事跡之后，就更改號為學潤。先生十分通透，直接指點說：司馬相如傾慕藺相如就改名為相如，你既然敬仰潤芝，為什么不直接號為潤芝？這就有了后來大家都知道的潤之。

“二十八畫生”有著奇妙之處，仿佛一個預言。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時候，毛澤東正好是28歲，而參會的13位代表的平均年齡也同樣是28歲。還有更加巧合的事情，從中國共產黨建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正好是28年的時間。在開國大典上，54門禮炮鳴放了28響，那數字就好像鐫刻在了中國革命的年輪之中。

我認為最耐人尋味的并非是數字方面的巧合，而是毛澤東對28的自覺運用。在1942年的時候，他在延安問譚政：你有沒有算過自己名字的筆畫？當時譚政處于茫然的狀態。毛澤東笑著進行解釋：譚政兩個字的繁體寫法也是二十八畫，而且“共”字拆開正好是廿八，都是共產黨人！這種把個人命運和政黨符號相互綁定的默契，倒好像是早就參透了筆名里的玄機。

話說回來，筆名最初所起到的作用比較樸實。在1917年的時候，毛澤東運用“二十八畫生”這個筆名，在《新青年》上面發表了《體育之研究》這篇文章。文章的開頭有這么一句話“體者，載知識之車而寓道德之舍也”，到現在讀起來仍然覺得很有力量。陳獨秀親自給這篇文章添加了編者按，使得24歲的毛澤東第一次進入全國思想界的視野。比那篇文章更為厲害的是他所組織的新民學會，很多通過征友啟事聚集在一起的年輕人，在之后成為了湖南革命的火種。

歷史有時候確實像是在玩弄數字游戲。1927年秋收起義之后，毛澤東帶領著隊伍用了28天的時間走到井岡山。1928年4月28日發生了井岡山會師的事件。甚至1935年遵義會議會址的門牌編號也是28。當這些細節累積到一起的時候，就會讓人不敢輕易地用偶然來進行解釋。如同毛澤東在晚年和護士所說的那樣，他一生恰好分為三段：讀書、打仗、建設，每一段大概都是二十八年左右。

或許可以這樣來審視，“二十八畫生”能夠成為穿越百年的文化符號，并非是由于數字具備如何神秘的特質，而是因為它明確界定了一代人的奮斗軌跡。當B站上的年輕人在建黨百年的彈幕中刷著“二十八畫生”時，他們所遭遇的不只是歷史的巧合，還有那種青年與時代相互詮釋所展現出的生命力。

當你下次經過長沙第一師范的舊址時，你可以去尋找那則征友啟事的復制件。在泛黃的紙頁上，“愿嚶鳴以求友”的呼吁依然清晰可見，落款處的二十八畫如今已經長成了大樹，為后世提供蔭蔽。個人的命名延伸至國族的記憶，這種奇妙的聯結或許就是歷史令人心動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