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寧波的餐飲圈里,發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事情的起因,是外賣平臺可能想用慣常的“下架”手段,來和商家們談談條件,施加點壓力。平臺大概覺得,商家們離不開線上流量,這一招肯定管用。
結果呢?不出意外的話,意外還是來了。
這一下架,反而像推倒了一排多米諾骨牌,引發了一連串誰也沒想到的反應。先是天一廣場、南塘老街這些熱門商圈的很多堂食店,一看這架勢,干脆主動“退群”了——他們自己退出了外賣平臺。這一下,局面變得微妙起來。
商家們退出平臺后,很快出現了“分流”。那些有店面、有口碑、開在好地段的堂食店,發現日子好像沒那么難過。以前,他們一邊做堂食,一邊掛著外賣。外賣的單子聽著熱鬧,但每一單經過平臺高額抽成(俗稱“傭金”)后,真正落到手里的利潤很薄,有時甚至是在給平臺和騎手打工。現在砍掉了外賣業務,他們反而能集中全部精力服務好店里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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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一下子就降了:不用再忙亂地應付外賣訂單而冷落堂食顧客,不用承擔外賣打包盒、餐具的額外開銷,后廚的出餐流程也變得單純高效。更關鍵的是,利潤實打實地回來了。以前一份30元的餐,平臺抽走七八塊甚至更多,現在這30元全歸自己,哪怕堂食客人比之前略少一點,總的賺頭可能反而更厚了。一位老板說:“以前是忙得團團轉卻不賺錢,現在是心里踏實,賺的都是明白錢。”
而另一類商家,也就是那些純外賣店,處境就完全不一樣了。它們大多藏在偏僻的巷子或者租金低廉的工業區里,只有一個廚房,沒有接待顧客的門店。它們的命脈就是外賣平臺上的流量。離開了平臺,它們就徹底失去了和消費者聯系的唯一渠道。所以,不管平臺規則怎么變、抽成怎么高,它們也只能咬牙堅持,不敢退出。這就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有退路的堂食店選擇了“出走”,沒退路的純外賣店只能“堅守”。
更讓平臺始料未及的是,隨著一批優質堂食店退出,一個“意外”的結果出現了:整個區域的外賣訂單總量,并沒有如預期那樣暴跌,甚至在一些時段,剩下的外賣店訂單反而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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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背后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外賣已經成為城市生活的一種基礎需求,總有一大批消費者因為工作忙、不想出門、獨自居住等原因,必須要點外賣。以前,他們的選擇很豐富,分散在成千上萬家店里。現在,一批口碑不錯的店退出了,但點外賣的需求并沒有消失。這些需求就像水流,一下子匯聚到了那些還留在平臺上的店里。于是,那些堅持做外賣的店,雖然被平臺抽成,但因為單量集中爆發,總收入可能比之前還好一些。
當然,這個“好一些”是有代價的。這些純外賣店承接了超負荷的訂單,出餐質量和速度面臨巨大壓力。而消費者那邊,選擇面變窄了,有時候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這么一折騰,我們不妨來算算這筆賬,看看誰是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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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退出的堂食店,他們短期內很可能是贏家。找回了利潤,穩定了服務,還收獲了一批因為喜歡“鍋氣”和即時體驗而專程到店的忠實顧客。顧客吃上了剛出鍋、熱騰騰的飯菜,體驗也提升了。這是一種線下價值的回歸。
再看堅守平臺的純外賣店,他們是無奈的參與者。單量增加是好事,但對平臺的依賴更深了,議價能力也更弱了。他們成了平臺在當前區域更重要的“獨家資源”,但這種依賴關系并不健康。
最后看平臺自己,這波操作顯然沒達到最初的目的。它本想展示“肌肉”,卻暴露了自己與優質商家之間的脆弱關系。雖然短時間內因為訂單集中,數據可能不難看,但它失去了服務多樣性,損害了品牌形象,更揭示了一個危險的事實:當商家有線下根基時,平臺并非不可替代。 長遠來看,這動搖了平臺的根基。
寧波這個案例傳開后,很多其他城市的餐飲老板看了也覺得解氣,心里癢癢的,想著能不能也學一學。但冷靜下來就會發現,“寧波模式”很難大規模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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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關鍵的一點在于,商家們很難“團結一心”。每個商圈的情況都不一樣。像寧波天一廣場這種地方,本身人流量巨大,線下消費旺盛,商家才有底氣說“不”。但在很多新興社區或非核心商圈,線下客流量根本支撐不起一家店,那里的商家幾乎全是純外賣店,你讓它們聯合退出平臺,等于直接讓它們關門。
所以,指望全國餐飲商家統一行動對抗平臺,是不現實的。這是一場極度依賴“地利”的局部博弈,只有在那些線下商業生態足夠強大的地方,才可能發生。
這場風波最終指向了一個核心問題:外賣的終極未來,究竟由誰決定?是平臺、商家,還是我們每一個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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