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程潛病逝，追悼會上妻子鼓起勇氣問周總理：程潛算什么人

1948年，南京的老爺們最怕聽到的就是電話鈴響，生怕又是哪個地方丟了。

可蔣介石偏偏在這時候，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覺得穩得不行的決定。

他把湖南，這個南中國的腰眼，整個交到了程潛手上。

這決定，乍一看，高明。

程潛，陸軍一級上將，辛亥革命時就提著腦袋干了，論資歷，蔣介石見了他都得站直了喊聲“頌公”。

讓他守老家湖南，這不就是把鎖交給了鎖匠嗎？

蔣介石和桂系的白崇禧都這么想。

他們覺著，程潛這輩子跟共產黨打了多少仗，臨了臨了，總不能把黨國這艘破船鑿沉了吧？

他們算盤打得精，可就是沒算到，程潛這顆心，早就不是南京的了。

他表面上接了這滾燙的山芋，背地里，一盤更大的棋已經擺開了，對手不是別人，正是給他遞山芋的蔣介石。

程潛這人，得從頭說起。

他不是天生的軍閥，骨子里是個讀書人。

1882年生在湖南醴陵，家里有點地，本可以安安穩穩過日子。

可那個年代，但凡有點血性的年輕人，誰能安穩得了？

他扔下筆桿子，去了湖南武備學堂，后來又漂洋過海去了日本。

在東京，他見到了孫中山，腦子里“轟”一下就亮了。

什么功名利祿，都比不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八個字來得實在。

從那天起，他就跟著孫中山的旗子走了。

武昌城頭一聲槍響，他立馬卷鋪蓋回國。

別人還在觀望，他直接拉起一支敢死隊，硬是拿下了楚望臺的軍械庫，給缺槍少炮的革命軍解了燃眉之急。

后來護國、護法，哪次硬仗沒他？

北伐打武昌，他就是第六軍軍長，威風八面。

可以說，民國這棟大樓，有他一份奠基的功勞。

那時候的他，信的是三民主義，盼的是一個新中國。

可1927年以后，事情變味了。

他眼里的國民黨，越來越不像個革命黨，倒像個爭碼頭搶地盤的江湖堂會。

派系斗得你死我活，官僚們刮地皮刮得理直氣壯，老百姓的日子過得一天不如一天。

這跟他當年跟著孫中山鬧革命的初衷，差得太遠了。

蔣介石給了他一級上將的軍銜，讓他當軍政部長，看著是風光，其實就是個擺設。

權力中心那塊地方，他這種不是黃埔嫡系的老資格，永遠是客，不是主。

抗日戰爭，他沒含糊。

在第一戰區頂著日本人的飛機大炮干，在西安，日軍飛機轟炸，防空洞塌了，他被埋在里頭半天，差點就交代了。

九死一生爬出來，他對這個政權的失望卻更深了。

前線將士拿命填，后方的大員們倒賣軍火、囤積物資發國難財。

這種隊伍，怎么可能救中國？

等到抗戰一勝利，內戰的槍聲又響了，程潛心里那點熱乎氣，算是徹底涼了。

他看著這個他奮斗了半輩子的“黨國”，覺得陌生，甚至惡心。

他不想再為這艘千瘡百孔的破船賣命了。

時間快進到1949年初。

三大戰役打完，解放軍的兵鋒直指長江。

南京城里亂成一鍋粥，蔣介石拍拍屁股下野，換李宗仁上來收拾爛攤子。

程潛的機會來了。

他看得清楚，國民黨這棵大樹，根已經爛透了，倒下是早晚的事。

湖南是他的家，他不能眼睜睜看著家鄉在最后的炮火里變成一片瓦礫。

他得給三湘父老找條活路。

他開始偷偷摸摸地干活。

通過章士釗這些老朋友，他跟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搭上了線。

他的心腹代表，揣著密信，悄悄地去了已經解放的北平，桌子對面坐著的，是周恩來。

他們談的，就是湖南怎么能不打仗，和平地換個天。

這事兒難就難在白崇禧。

人稱“小諸葛”的白崇禧，把他的“華中剿總”就設在武漢，幾十萬大軍正往南撤，就想拿湖南當最后的本錢，跟解放軍死磕。

白崇禧對程潛，是又用又防。

他知道程潛威望高，能穩住湖南人心，但又怕這個老家伙不聽話。

程潛就在白崇禧的眼皮子底下，唱起了雙簧。

白天，他去白崇禧那兒開會，一臉嚴肅，慷慨陳詞，說要和白長官“共赴國難”，把白崇禧哄得一愣一愣的。

晚上回到自己公館，他就開始干自己的事。

第一件事，換人。

他借口南京都丟了，省政府得有點新氣象，大筆一揮，把省政府里那些死硬派、特務頭子全給挪了窩，換上了一批自己信得過、思想開明的進步人士。

這一下，湖南的行政大權就牢牢抓在了他手里。

第二件事，調兵。

他借著“整頓防務”的名義，把自己的嫡系部隊都收縮到長沙附近，說是要保衛省會。

那些白崇禧安插進來的“釘子”部隊，他全給打發到離長沙遠遠的地方去“加強防守”。

這么一來，既讓白崇禧沒話說，又避免了自己的部隊跟南下的解放軍擦槍走火。

最關鍵的一步，是說服陳明仁。

陳明仁，黃埔一期畢業，出了名的能打，是蔣介石的愛將，也是白崇禧手里的一張王牌。

程潛把他請到家里，兩人關起門來談了一宿。

程潛沒說太多大道理，就是把眼下的形勢掰開了、揉碎了講給他聽：國民黨大勢已去，再打下去，湖南就毀了，將士們的命也白白斷送了。

陳明仁是個軍人，但也是個湖南人，他被程潛說動了。

這兩個湖南最有分量的軍政大員，手終于握在了一起。

1949年7月，一封來自毛澤東的親筆電報，通過秘密渠道送到了程潛手里。

毛澤東在電報里稱贊他“審時度勢，決心脫離偽府”，鼓勵他“堅此決心，排除障礙”。

這封電報，等于給了程潛一顆定心丸。

他知道，對岸已經完全明白了他的心意。

8月4日，時機成熟。

程潛、陳明仁聯名通電全國，宣布湖南脫離廣州那個風雨飄搖的國民政府，和平起義。

消息一出，長沙城里老百姓都涌上了街頭，一片歡騰。

沒有槍聲，沒有炮火，這座千年古城完好無損。

湖南的和平解放，像一把鑰匙，直接打開了通往兩廣和西南的大門，整個解放戰爭的進程都大大加快了。

月底，程潛坐上了北上的專列。

當火車緩緩停靠在北平車站，車門打開，快七十歲的程潛走下來時，他看見了讓他一輩子都忘不了的場面：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這些共產黨最頂尖的領袖，居然都在站臺上等著他。

毛澤東大步上前，握住他的手，拉著他上了同一輛車。

路上，毛澤東笑著對他說：“頌公，辛亥革命那會兒，我還是個在長沙當兵的小青年呢，您那時候就是統兵的大官了。

算起來，我還是您的老部下哩！”

一句話，說得程潛心里熱乎乎的，那點殘存的顧慮和不安，一下子煙消云散。

1949年10月1日，程潛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當五星紅旗升起，《義勇軍進行曲》響徹廣場時，他看著眼前這片紅色的海洋，或許想起了四十多年前在日本，他立下的那個推翻舊世界、建立新中國的誓言。

繞了一大圈，他終究還是走到了這里。

新中國成立后，程潛當了湖南省省長，后來又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68年，這位見證了三個時代的老人，在北京病逝。

在他的追悼會上，他的夫人郭翼青問了周恩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可能也困擾了程潛的后半生：“總理，我們家頌公…

他到底算個什么人？”

周恩來聽了，沉吟片刻，看著郭翼青，一字一句地說：“頌公是革命的英雄。

你們，是革命家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