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本高中生上課一絲不掛地接受軍國主義熏陶，留下老照片

1938年，日本國內，高中生上課一絲不掛地接受軍國主義的熏陶時，留下的老照片，鏡頭中的他們赤身裸體，毫無羞恥感。
照片拍攝于東京一所女子中學的冬季早課上，背景是木質地板、緊閉的窗戶，空氣中彌漫著冷冽的濕氣，地面上還能看見因為摩擦而脫落的皮屑。
一群年齡不過十五六歲的少女脫去校服，僅用粗糙毛巾反復擦拭自己的皮膚，動作機械，神情空洞，仿佛身體與意識已被切割。
這并非一場體育課，也不是衛生訓練，它被冠以“精神砥礪”之名，實為對個體意志的系統改造。
真正令人后背發涼的不是裸體本身，而是在這種狀態中，羞恥感被剝奪、個人尊嚴被壓碎、身體的痛苦被制度化、美化，并最終內化為“忠誠”的象征。
教育，本該是靈魂的養料，卻被用來訓練服從、磨滅個性、塑造戰爭工具，一個國家的校園，淪為了軍靴下的訓練營。
1938年，日本全面進入戰爭動員狀態，學校不再是傳授知識的地方，而是國家兵工廠的一環。
教育系統被徹底軍事化，課程內容、教學方式、學生管理，全部圍繞“戰爭服務”展開。
所謂“精神砥礪”，是由教育省統籌的“強健精神與肉體”系列課程之一，目標不是健康，而是訓練“嚴寒下也能忍耐”的士兵心理。
那天的課堂，室外溫度接近零度，女生們被命令脫下內衣，只準攜帶一條擦身毛巾，整個班級在教室里列隊，窗簾拉上，門緊閉。
教官指揮著節奏，每五分鐘檢查一次執行情況，有女生因動作遲緩被單獨拉出，關進器材間，隨后傳來短促的哭聲。
教官沒有任何情緒，只留下話：“哭泣是怯懦的表現，是敵人的勝利。”
擦拭持續了整整四十五分鐘，直到皮膚泛起紅痕，甚至輕微破皮，沒有熱水，也沒有藥膏，課程結束后，學生必須直接穿回校服上課。
那天的語文課內容是《忠君愛國訓》，講的是“身體是天皇賜予的容器，應以戰死來歸還”。
一名女生在日記中寫道：“我感到疼痛，但不敢說出。我怕自己不夠忠誠，不夠堅強。”
她的名字后來出現在1945年廣島原爆死者名單上，年僅23歲。
這種教育并不是一時興起的異常，而是有其完整的體系支撐。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日本正式全面侵華，戰爭對資源和人力的需求飆升，國家對教育的改造也隨之提速。
文部省頒布了《國民學校令》和《中等學校教育綱要》，明確將教育目標轉為“培養具備忠誠精神和戰斗能力的國家國民”。
地理課成了軍事地圖繪制訓練，要求學生熟記中國各地資源分布；生物課強調如何在野外求生、維持體力；數學課練習彈藥配比與糧食分配；
家政課教女生縫制“千人針”——一種用于士兵出征時祈福的布符，每條必須縫上至少千針，象征千人祈愿的安全。
更令人難以想象的是，學校對身體的訓練也達到了變態的程度，男生赤膊在雪地中站軍姿，女生則每日接受“寒冷訓練”“疼痛適應課”。
在北海道，一所中學記錄下“冬季裸露訓練”事故，一名14歲女生因低溫休克死亡，校方歸因為“精神力不足”，她的母親曾抗議無果，反被貼上“非國民”標簽，被迫搬離當地。
與此同時，社會輿論也在為這種教育方式提供合理性，廣播每天播放軍歌、朗讀天皇訓令，報紙刊登前線“英烈名單”，稱他們為“國之榮光”，并鼓勵學生“以他們為榜樣”。
任何質疑都被視為“思想不純”或“危害國家安全”。
這種教育邏輯的本質，是將個體身體與國家意識形態綁定，將痛苦與忠誠劃上等號。
少女在教室里脫光衣服擦拭身體，并不是在鍛煉，而是在接受一種“羞恥感剝離訓練”。
羞恥感，是個體意識覺醒的重要標志，也是個體邊界的體現，剝離羞恥感，意味著人格的瓦解，是馴化的第一步。
接著，通過集體執行、重復動作、統一口號，進一步壓制個體差異，最終達到“完全服從”的心理狀態。
日本軍國主義教育并非突然出現，它是明治維新以來“富國強兵”思想極端化的結果。
早在19世紀末，日本就已將“軍人精神”納入教育理念，但到了20世紀30年代，這種理念變質，成了徹底的國家控制工具。
1938年，《國家總動員法》賦予政府對教育、輿論、出版、經濟等全面控制權，教育成為國家戰爭機器的一個齒輪。
根據文部省公開的1940年一份內部文件，中學課程中與軍事、國家意識相關的內容總課時占比已超過48%，而傳統的文學、哲學等課程被大量刪減。
這些制度背后，是對人性的系統性改造，不是培養有思考能力和道德判斷的“人”，而是打造不問是非、不懼死亡、毫無質疑能力的“戰爭工具”。
在這樣的體系里，那些在冷教室里擦拭身體的少女，并不是“活著接受教育”，而是在“被制成某種形狀”，她們的身體成為戰爭意識形態的展臺，疼痛成為忠誠的證明。
歷史不會重演，但會押韻。
當教育不再是啟發，而是紀律；不再是對個體的尊重，而是對集體的崇拜；不再是思辨的土壤，而是服從的模具——就已經走在危險的邊緣。
信源：戰后日本軍國主義為何“死灰復燃”2025-12-11 16:45:43《環球》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