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三絕碑

文|安立志

網上有個帖子論十大“三絕碑”。看了以后，會心一笑，20年前我曾議論過這個話題，沒想到話題重提，熱度不減。

“三絕碑”是對古代碑刻的一種評價。所謂“三絕”，不外三要素——名人、名文、名書（書法)，也有人加上名刻，不過那不是主流。就其功能而論，刻石立碑是對古代名人的紀念。因此，名人是實質、是主體，名文、名書是形式、是載體。

在當今書法圈，評價碑刻的某些標準，不僅名人這個主體、實質被忽視了，甚至名文這個形式、載體也被忽視了，只剩下作為記錄工具的書法——這個純然的載體與形式。古代為一些名人賢士樹碑立傳，肯定不是為了讓后人拓片、臨帖、練習毛筆字，其根本目的是為了彰揚他們的功業或言行，從而為后人提供楷模與鏡鑒。

竊以為現存最著名的“三絕碑”有兩塊，都是唐碑，一是陜西麟游的“九成宮醴泉銘”，記錄唐太宗在經歷了隋末戰亂之后，休養生息，修舊利廢，修繕九成宮的故事。碑文的撰寫人是初唐政治家魏征，而碑文書法則是初唐名家歐陽詢所提供。他們三人構成這塊“三絕碑”的三要素。另一塊是四川成都的“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顧名思義，該碑紀念的是蜀漢丞相諸葛亮的一生功業，碑文由中唐政治家裴度撰寫，由中唐著名書法家柳公綽書丹。柳公綽是柳公權的兄長，書法成就“不俗于弟”，這是“宋四家”之一米芾對他的評價。

所謂“三絕碑”，至少對碑刻上的名人、名文、名書是同等看待的。但一些人重視這些碑刻的立場與態度，僅僅是出于碑刻的書法價值。這一風習，并非新問題。晚清的葉昌熾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金石家，他坦承：“吾人搜訪著錄，究以書為主，文為賓。文以考異訂訛、抱殘守闕為主，不必苛繩其字句。”他甚至這樣說：“每得一碑，惟評騭其文之美惡，則嫌于買櫝還珠矣。”可見，這類傾向已有上百年。

書法家啟功先生接過葉昌熾“買櫝還珠”的話頭，題下一首詩：“買櫝還珠事不同，拓碑多半為書工。滔滔駢散終何用，幾見藏家誦一通。”(《論書絕句》)他對陜西那塊“三絕碑”作了分析，唐太宗之事，魏巨鹿之文，歐渤海之字，“俱一時之上上選也。然今之寶此碑者，一波一磔，辨入毫芒；或損或完，價殊天地者，但以其書耳。至其文，群書具在，披讀非難，而必掛壁攤床，通觀首尾者，意不在文明矣。”

很多書法家只注重字，并不關心文。一塊名碑矗立眼前，碑文主人、碑文內容并不重要，他們瞳孔里只有“永”字八法、法度布局，“橫”如千里陣云，“點”如高峰墜石，“撇”如陸斷犀象，“折”如百鈞弩發，“豎”如萬歲枯藤，“捺”如崩浪雷奔(《筆陣圖》)，這是他們眼中碑刻的真正價值。在成都“三絕碑”前，他們觀摩柳公綽的書法，卻對諸葛的功業、裴度的文章視而不見。面對陜西的“三絕碑”，他們看重的是歐陽詢的書法，至于唐太宗的事功、魏巨鹿的文章，從不留意。

碑刻之上記載了前人的事功，然而，“每見觀碑之士，口講指畫者，未嘗有一語及史事，以視白頭宮女，閑說玄宗，情殊冷暖，其故亦有可思者。”正如啟功所批評的，“文且無關，何有于事？事之不問，何有于人？”史籍、簡牘、銘文、碑刻同樣是歷史的載體，舍本逐末，櫝重珠輕，何來以史為鑒？

我國歷史上不乏因文傳世的名樓，比如王勃之于滕王閣、范仲淹之于岳陽樓；也不乏因書傳世的名碑，比如這“三絕碑”。“自書法言之，崇碑巨碣，得名筆而益妍；偉績豐功，借佳書而獲永。是知補天之石，尚下待于毛錐；建國之勛，更旁資于丹墨。雖燕許鴻文，韓柳妙制，于氈蠟之前，僅成八法之楦，又何怪藏碑者多而讀碑者少乎？”名書為“三絕”之一，畢竟書法也是很重要的。

劉禹錫《論書》中專門研究過寫好字的重要性，“會寫字”只如衣食住行的御寒、充腹、避濕、代勞而已，而“寫好字”卻如文章遒澤、精良海陸、閌門豐屋、華舟絕足，追求是不一樣的。稍具史識的都知道，書法家不是專門的職稱或職業，以眾所熟知的歐顏柳趙、蘇黃米蔡來說，他們既有自己的“專職工作”，又是作家，沒有一個是專業書法家。若只是字寫得漂亮，在文化積累上似乎欠缺了一些。

(作者為山東管理學院原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