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爾預言成真，27國聯手針對中國，歐洲地位下滑

如果說過去很多人對歐洲的印象，是制度成熟、生活富足、講規則、講程序的“優等生”，那最近一段時間歐洲的表現，確實讓人很難再對得上這種形象。

經濟增長乏力、內部矛盾頻發、對外動作卻越來越激進，這種反差正在不斷放大。

一些歐洲智庫已經開始公開發出警告，認為如果繼續沿著當前路線走下去，歐洲正在走向一種危險的“退化狀態”，甚至用上了“第三世界化”這樣刺耳的說法。

乍一聽，這樣的判斷很容易被當成危言聳聽，畢竟歐洲依然有高福利體系、完善的公共服務和不低的人均收入。

但如果把視線從宣傳層面移開，去看真實的數據和政策走向，就會發現這并不是空穴來風，歐洲的問題不在于一夜之間變窮，而在于產業能力、增長動力和制度成本之間，正在出現越來越嚴重的不匹配。

最近歐盟的一系列動作，很好地反映了這種焦慮狀態，歐盟依據新出臺的《外國補貼條例》，對中國電商平臺Temu在歐洲的辦公地點進行了突擊檢查，事前沒有任何預警。

緊接著，又將調查矛頭指向中國高科技企業同方威視，這種連續、密集、針對性極強的執法行動，在程序和節奏上都顯得異常強硬。

從形式上看，這是監管行為，但從效果和選擇對象來看，很難不讓人聯想到選擇性執法的問題。

歐盟中國商會隨后公開表達不滿，指出相關調查透明度不足，證據基礎薄弱，與歐盟長期宣稱的公平競爭原則并不一致。

問題的關鍵在于，當自身產業競爭力下降，卻又無法在短期內完成結構性調整時，限制外部競爭者就成了一種成本最低、政治風險最小的選擇。

這類做法并非孤立事件，從討論對跨境小包裹征稅，到頻繁以“經濟安全”為由對特定企業發起調查，歐盟正在形成一套越來越明顯的防御性策略。

這種策略并不是建立在自身能力提升之上，而是試圖通過規則和行政手段減緩競爭壓力，在這背后，法國的角色尤其值得關注。

作為歐盟的重要成員國，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對華問題上的態度變化非常明顯，訪華期間強調合作、市場和對話，回到國內后卻迅速轉向強硬，釋放出加征關稅、采取限制措施的信號。

這種前后反差，并非個人風格問題，而是當前歐洲政治環境的真實寫照，歐洲政界一方面迫切需要中國市場、資本和產業合作，以緩解自身增長乏力的問題。

另一方面又對中國制造業和技術能力心存忌憚，擔心本就脆弱的產業基礎進一步被擠壓，這種既依賴又排斥的矛盾心態，導致政策不斷搖擺，也讓所謂的“戰略自主”流于口號。

數據層面的變化，更能說明問題的嚴重性，法國在人均財富全球排名中的快速下滑，反映的是長期積累正在被消耗。

德國作為歐洲制造業支柱，企業破產數量在短時間內大幅上升，說明實體經濟承壓已非個別現象，法國一年內倒閉企業數量創下多年新高，顯示中小企業生存環境持續惡化。

從宏觀層面看，歐盟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不斷下降，這不是周期波動，而是結構性趨勢。

能源價格高企、人口老齡化、財政負擔沉重，使得歐洲在維持高福利的同時，越來越難以支撐高成本的產業體系。

所謂“第三世界化”，并不是生活水平立刻崩塌，而是長期入不敷出，靠消耗存量維持體面，在這種情況下，正常的選擇本應是推動產業升級、提升創新能力。

但現實卻是，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數字經濟等關鍵領域，歐洲的存在感正在減弱，全球領先的AI企業中，幾乎看不到歐盟公司的身影。

面對差距，歐盟的主要反應卻是加快立法、強化監管，而不是集中資源扶持創新主體。

大量精力被用于制定規則、設置門檻、強調“去風險”，卻很少直面一個現實問題，在自身已經落后的情況下，封閉只會進一步削弱競爭力。

在清潔能源和通信領域拆除成熟設備、限制技術合作，并不能縮小差距，只會增加成本，德國前總理默克爾在卸任前反復強調，不應與中國脫鉤，這并非出于情感，而是基于現實判斷。

她清楚地看到，歐洲在產業和市場層面對美國的依賴并未減少，而在對華關系上失去理性，只會讓自身空間進一步被壓縮，可惜的是，這種提醒并未被充分采納。

當前的歐洲，在安全議題上高度依賴美國，在能源和技術問題上承受由此帶來的高昂代價，同時，在對華政策上又不斷迎合外部壓力，犧牲自身利益換取有限的政治安全感。

這種狀態，使歐洲既無法成為真正獨立的一極，也難以在多極格局中發揮應有作用，更深層的問題在于一種心理和治理模式的退化。

面對復雜的結構性挑戰，政策制定者更傾向于選擇短期可操作、情緒上容易動員選民的方案，而不是承擔改革成本。

內部成員國之間分歧加劇，協調能力下降，對外則通過樹立對手來轉移壓力，從這個角度看，“第三世界化”并不是標簽，而是一種警示。

如果歐洲繼續回避自身問題，把主要精力放在限制別人、筑高門檻上，那么經濟基礎和制度優勢只會被一點點侵蝕。

歷史已經給出足夠多的例子，開放、合作和自我更新，才是長期穩定的前提，現在的歐洲，正站在一個必須做出選擇的關口，而時間并不會無限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