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娘婚禮跳樓后續，遺書疑暴露死因，父母成壓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新婚之日本是大喜的日子，它往往代表兩個相愛的人走在了一起，并決定一起共度余生。

可這樣的喜慶，一定是建立在二人情投意合的基礎之上的，如果其中有一方不愿意，那么最后往往就會將良辰吉日，變成悲慘的“忌日”了。

在河南魯山，一位新娘從7樓婚房的窗戶一躍而下，匆匆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誰也想不到，這個三天前還在給學生上最后一節歷史課的優秀教師，會以這樣決絕的方式告別人生。

直到她的遺書在網上傳開，人們才明白：這場看似喜慶的婚禮，早成了她無法掙脫的牢籠。

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人們會選擇自殺往往是因為生活不如意。

因為自己的人生“一眼望到了盡頭”，感覺未來只會比現在更差，最后才會自尋短見。

可魏老師顯然不是這一類人，她在同事和朋友眼里，可是一個十分優秀的人。

在全縣教師招聘中，她以歷史組第一的成績，硬生生從幾百名競爭者里殺出重圍，成了學校最年輕的編制教師。

工作的這些年，她兢兢業業地完成每一堂課，教導不少孩子考出了優異的成績。

不只是在工作中認真負責，私下生活中，鄰居和朋友也都對她贊譽有加。

這樣一個溫柔又優秀的姑娘，怎么會在大喜的日子選擇輕生？

這個疑問，直到她的遺書被曝光才終于有了答案。

遺書寫在手機備忘錄里，最后一句話尤其讓人心疼。

她在最后都在替一樓的鄰居著想，覺得自己這么跳下去，肯定會臟了人家的院子。

在遺書里，新娘已經把自己尋短見的原因說的非常清楚了，就是因為父母的逼婚。

魏亞蕊很明確地表示，結婚這件事是她和父母之間的抗爭，整整11年，她一直在試圖告訴父母，自己不想要結婚。

魏亞蕊絕不是一個生活不能自理的啃老族，她有自己的工作，而且受到了學生和家長們的愛戴。

因而，父母對她的逼迫便不是經濟上的，而更多是道義上的。

據魏亞蕊自己描述，即便自己是以死相逼，拿著刀和父母鬧掰了，父母依然不心軟，堅持讓她去相親結婚。

老話常說：人言可畏。

在父母等老一輩人眼中，不孝有三，無后為大。

不愿意結婚生子，毫無疑問就是最大的不孝，因而很多親戚也在過節的時候明里暗里的嘲諷她，希望她能早點相親結婚。

魏亞蕊最后顯然是沒能頂住壓力，也學著其他人做了乖寶寶，老老實實的相親去了。

對于自己的未婚夫，她的評價很簡短：蹬鼻子上臉。

我們不確定這位未婚夫是否真的像她所說那般不堪，但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對于這個未婚夫，魏亞蕊很不喜歡。

雖然自己如此討厭結婚，但是身邊的人卻都因為魏亞蕊的聽話而獎勵她。

父母給了她一筆錢，甚至新郎這邊也很爽快的把彩禮給結了。

就連那些在背后說三道四的親戚，也都因為魏亞蕊的舉動而沉默了。

可這顯然并不是魏亞蕊想要的，對于她來說，她在用這種方式，結束自己十一年的抗爭。

很多人在讀了魏亞蕊的遺書后，都把她的父母視為罪魁禍首，紛紛指責父母的逼婚。

毫無疑問，從直接原因上來看，父母的催婚肯定是壓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假如沒有催婚的話，或許魏亞蕊還會過著和往常一樣的生活。

但我們也不應該不加思考，如此草率的就把父母視為罪人。

我們可以考慮一下，為什么父母會如此執著地要催婚和逼婚。

庸俗的解釋，就是“為了孩子好”。

在老一輩人眼中，生育一個孩子是非常必要的，而且這最后是盡快生，如果晚了反而不好。

這種思想方式有上千年的傳承，它符合農耕社會養兒防老的理念。

即便是步入現代，很長一段時間，有個孩子照料自己的晚年生活，依然是很多老一輩人所思所想的。

但是這種“好”完全是基于父母思維方式下的“好”，在魏亞蕊等年輕一輩人眼中，結婚生子這種事非但不好，反而全是“禍害”。

在很多現代國家，之所以都面臨生育率低、結婚率低的問題，其實并不是偶然，而是一種社會發展的必然。

按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爾的說法，我們不能只從親情層面來分析家庭行為，也要考慮到經濟因素。

在過去，生孩子是一門賺錢的買賣，生得越多賺得越多。

可是現在結婚生孩子成了賠錢買賣，夫妻雙方都擔心對方侵占自己的共同財產，生孩子更是生得越多越窮，讓人難以接受。

而對于很多老一輩人考慮的養老問題，因為現代國家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各種養老保險和養老院應運而生。

也讓養兒不再是防老的唯一選擇。

再加上陳舊的婚姻觀念，也讓本來就復雜的婚姻關系雪上加霜。

在新娘跳樓自殺后，有消息說新郎家人要求退還彩禮。

由此可見，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都無法完全適應現在的婚姻關系。

如果這個問題不處理好，以后類似的慘劇只會越來越多。

其實婚姻從來不是人生的“必答題”。

現在的年輕人更看重“精神契合”，覺得“低質量的婚姻不如高質量的單身”。

可這個簡單的愿望，在父母的控制欲面前，卻成了奢望。

這場悲劇給所有父母敲響了警鐘：子女不是父母的“私有財產”，婚姻不是 “傳宗接代的任務”。

真正地為孩子好，不是逼她嫁給誰或者娶了誰，而是讓她有勇氣選擇自己想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