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教了三個神醫后發現：我們這屆人不配擁有中醫

近來也真是奇了怪了，我刷短視頻時，平臺接二連三地向我推送那些抨擊中醫、解構中醫、甚至全盤否定中醫的內容。

我雖非執業中醫，但浸淫易學多年，每年亦會藉由卦象為人剖析病機、提供就醫方向的建議，內心對這套傳承千年的生命智慧，總懷著一份難以割舍的敬畏與溫情。

看著屏幕里那些言辭犀利、姿態決絕的“反中醫”論述，最初是愕然，隨即涌上一股濃得化不開的難過。

我漸漸覺察，其中許多人并非對中醫一無所知，恰恰相反，他們或許深諳其中三昧，其言其行背后，搖曳著別的圖謀。

有的人是謀算著流量，在爭議的漩渦里收割注目；有的人則盤算著更具體的利益，在傳統與現代的斷層地帶，為自己辟出一條隱秘的蹊徑。

想到有這樣一群人在不斷搖撼這門學問的根基，而大眾的視線又被這些喧囂輕易牽引，我不禁黯然：中醫若總是在這般內外交困、真偽難辨的泥潭中掙扎，想要真正復興與發展，談何容易？

雖然我對這個逢“中”必反的群體殊無好感，但平心而論，他們拋出的某些質問，的確像一根根細針，扎在關心中醫命運的人心上，隱隱作痛，無法回避。

這三年旅居版納，在這片充盈著生機卻也彌漫著各種傳奇色彩的土地上，我見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神醫”之多，堪稱一景。

他們如同雨林中的奇異菌類，在特定的濕熱環境下蓬勃滋生，形態各異，光澤誘人，卻未必都蘊含著滋養生命的能量。

我想分享三個親歷或近距離觀察的案例，或許能拼湊出某種令人嘆息的當代圖景。

去年冬春，一位舊友從北京遠道而來，興致勃勃地邀我參加一個飯局。那并非尋常餐館的宴飲，而是藏身于版納一處靜謐豪宅深處的“家宴”。

其實稱“家宴”也不甚準確，那是好幾家人，因著某種微妙的紐帶，匯聚成兩大桌，將近三十人。席間氣息非同一般，多是退居或游歷于此的局級以上干部與他們的家眷。

眾人心照不宣的核心，是一位來自中央核心部門的領導。這頓飯，表面是聯誼，內里是許多人苦心經營的一次情感溝通與關系維護。而將這一切織就在一起的樞紐，正是一位號稱身負“家族百年醫學傳承”的“神醫”。

初見此人，與我年紀相仿，衣著講究，談吐間刻意營造著一種神秘與權威交織的氣場。言談中，他自然而然地帶出一句：“國內奇門遁甲領域的泰斗，那位第一人，與我是忘年之交。”

我當時心下莞爾，半是玩笑半是試探地接口：“哦？奇門第一人？這稱號我倒好奇了，莫非這第一不是我？”

本是席間調節氣氛的戲言，他卻驟然色變，眼神里閃過一絲驚慌，立刻意識到自己或許撞上了略知門道的人。他急忙湊近，壓低聲音，帶著懇求與掩飾：“那位大師的事，我們私下再聊，私下再聊。”

我領會其意，不再深究，但那一刻的破綻，已如瓷器上細微的裂痕，清晰可見。

飯局儼然成了他個人能量的展示舞臺。他離席間對著手機，打開視頻，向老家領導展示自己與首長一起度假的場面：“王副市長啊，我這邊正和某某部的領導一起用餐呢……”諸如此類。

他努力將自己的身影，與一個個權力的符號緊密捆綁。席后，我向其中幾位相熟的朋友探問對他的真實看法。他們反饋頗為一致：此君醫術，大抵脫不開某些民間巫祝的套路，符水、咒祝之類，混雜些粗淺的醫理。問及效果，則多搖頭苦笑：“說完全沒用吧，也不盡然，心理慰藉或許有些；說真能治病吧，卻又拿不出像樣的醫案。不能全信。”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精于鉆營，長袖善舞，將全部心力用于編織一張以某些領導干部為核心、再輻射至對其有所求者的關系網。中醫，于他而言，并非濟世活人的學問，而是一張華麗的名片，一件高級的社交道具，一門特殊的“政治掮客”生意。他的診金隨著攀附對象的高度而水漲船高，醫術本身，反倒成了最無關緊要的裝飾。

另一個案例，則是一位更為年輕的“神醫”，同樣打著“家族秘傳”的旗號，卻選擇了截然不同的路徑。他不混跡于飯局政圈，而是自立門戶，營造出一種孤高而稀缺的形象。

他自稱醫術通神，尤其是一手針灸，號稱能決生死、肉白骨。價格自然也驚世駭俗：一針一萬元。尋常百姓莫問津，他的服務對象清晰而狹窄——非富即貴，且主要是“富”的階層。據說，沒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誠意，連他的面都難以見到。

在我看來，醫學本質上是經驗的科學，需要大量、多樣化的病例來反復驗證、修正、提升。一個醫者，若將自己的服務嚴格限定在極小、極特殊的富豪圈層，接觸的病種、病人的體質、疾病的普遍性與復雜性都嚴重受限，他如何能積累起真正扎實、可推廣的臨床經驗？

大夫所治是“病”，是生命體在時空中的異常狀態，而不是“人”的社會身份與財富量級。如此刻意地將患者分為三六九等，將醫術明碼標價為奢侈品，從根本上已背離了“醫道”平等、普惠的初心。他的“神醫”之名，更像是一場針對財富階層的精準營銷，一個愿打愿挨的昂貴心理游戲。

第三位“神醫”，走的則是“玄妙”路線，自稱“道醫”，修為高深，已臻“隔空治病”、“意念調理”之境。

我與他同在一次傳統文化論壇上相遇。他仙風道骨，言辭縹緲，講述自己如何運用先天之氣，千里之外為有緣人調理痼疾。

現場主持人或許是出于活躍氣氛的目的，也可能是心存好奇，提議他即興展示。他略作推辭便應允，目光掃過臺下，選定了一位看起來慈眉善目、有些疲憊的老奶奶。

眾目睽睽之下，他站到老奶奶數步之外，凝神靜氣，雙手結出復雜的手印，對著老人家的方向凌空比劃，口中念念有詞，眼神專注而“發力”。

整個過程持續了約十分鐘，氣氛從好奇逐漸變得有些微妙。結束后，他額角似有細汗，溫聲問道：“老人家，您現在感覺是否松快些了？頭肩是否舒服點了？”

老奶奶很是樸實，面對眾人的注視和“神醫”的詢問，顯得有些局促，猶豫了一下，禮貌地點頭，含糊道：“嗯……好像……是好點了，多謝大師。”現場響起一些禮節性的掌聲。

然而，這位老奶奶恰是我一位好友的外婆。散場后，我私下問朋友：“外婆真覺得有效？”朋友苦笑搖頭，直言不諱：“老太太回家路上就跟我說了，啥感覺都沒有，純粹是看人家那么認真，不好意思當面說穿罷了。還說，反正也沒花錢，就當看個熱鬧。”

這位“道醫”同樣熱衷于在言談中提及，曾為某些“不便透露姓名”的要員或商界巨擘調理身體，言語間暗示自己已觸及常人無法想象的能量層級。然而，他的“醫術”既無法觀察，無法驗證，也無法重復，更像是一場依托于傳統文化外殼的心理表演。

綜觀這三位“神醫”，雖路徑各異——或攀附權貴，成為精致的關系掮客；或服務富豪，將醫術煉成頂級奢侈品；或故弄玄虛，將醫學降格為玄幻表演——卻共享著一些可悲的共同點：他們無不熱衷標榜自己服務對象的“高端”，卻鮮少聽聞他們曾為何種疑難雜癥的攻克付出艱辛努力；他們夸耀的是接觸過哪些“大人物”，而非深入研究過哪些“大病種”；他們的“成功”體現在驚人的診金和神秘的人脈上，而非寫在詳實醫案里切實的療效與口碑，更非體現在為最廣大、最需要幫助的普通民眾，尤其是那些扎根土地的農民、辛勤勞作的工友、收入微薄的家庭減輕病痛、挽回健康的樸素貢獻上。

我常常想，一個合格的中醫，乃至任何一位真正的醫者，其靈魂深處，必須懷有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這份情懷，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感同身受的慈悲，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它應當化作一種“發心”——一顆愿意為普通人、為窮人、為被現代醫療體系邊緣化的人盡心竭力解決問題的初心；以及一種“氣魄”——不畏疑難，不避穢濁，不辭勞苦，在最廣泛的臨床實踐中砥礪醫術的氣魄。

自古以來，良醫如孫思邈，其所言“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便是這種精神最光輝的注腳。

真正需要中醫的，往往是那些在醫療資源金字塔底層的廣大民眾，中醫的生命力與價值，也本應深深扎根于為他們服務的土壤之中。它絕不應該是，也從來不該是少數富貴階層的專屬特權或社交資本。

當一個自稱為“醫”的人，不以鉆研醫術、積累驗案、攻克疾病為榮，反而以攀援權貴、結交富豪、營造神秘為能事；當中醫發展的某些潮流，不是向著更普適、更有效、更可及的方向努力，而是不斷異化為各種利益交換的媒介、身份標榜的符號、甚至欺騙斂財的工具時，這樣的“中醫”，或許真的背離了它的本真，其存在的價值，也就岌岌可危了。

我在這里講述的三種“神醫”面貌，或許偏激，或許只是局部，但無疑折射出當前中醫領域中一股令人憂心的、甚至是“主流”的暗流與趨勢。

如果，中醫未來的道路，注定要被這樣的“神醫”們引領，被這樣的風氣所籠罩，那么，作為一名對傳統文化懷有溫情與敬意的人，我心中涌起的竟是一種近乎絕望的悲涼：我們這一代人，或許真的“不配”擁有真正的中醫。

我們不配擁有那份懸壺濟世的赤誠，不配領會那套天人相應的精妙，不配享受那種惠及眾生的仁術。我們只能眼睜睜看著它被包裝、被扭曲、被消費，最終或許在喧嘩與騷動中，褪盡它最后一絲救死扶傷的本色，淪為一場僅供談論、實則已死的文化標本。

這不僅僅是對幾個“神醫”的批判，更像是對一個時代某種精神匱乏的哀悼。我們失去了對技藝本身的敬畏，對普世價值的堅守，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卻膨脹了對權力、金錢、玄虛的崇拜。在這樣的土壤里，如何能長出純粹而偉大的醫學？

中醫的危機，或許正是我們這代人精神境況的一個切面。我依然期盼著，在那些未被聚光燈照射的角落，仍有真正的醫者，默默守著青燈古卷，潛心臨床，以仁心仁術，守護著這門古老學問的星星之火。只是，那火光在我們所處的這片喧囂浮華之地，顯得如此微弱，如此遙遠。

我們是否還能尋回那份配得上它的純凈與虔誠？這個問題，沉重地壓在心頭，久久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