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用33頁國家安全文件向歐洲盟友發出“文明消亡”的警告,這份被德國總理默茨評為“可以理解但無法接受”的戰略,正揭示美國政治一場更深層的變革。
當白宮發布新版《國家安全戰略》,警告歐洲盟友可能面臨“文明消亡的嚴峻前景”時,德國總理默茨的回應冷靜而堅定:“我不認為現在有必要靠美國來拯救歐洲民主。”
這份33頁的文件不僅將移民問題提升為美國“核心國防任務”,更創造性地提出了基于19世紀“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聲稱美國有權使用致命武力打擊販毒集團并確保在西半球的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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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戰略魔改
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對傳統地緣政治劇本的徹底重寫。這份文件罕見地淡化了恐怖主義威脅,轉而將“大規模移民”和“毒品走私”列為核心安全挑戰。
文件中火藥味最濃的部分指向了歐洲盟友。報告直接警告歐洲因移民政策、經濟停滯和出生率下降等原因,面臨“文明消亡的嚴峻前景”。這種表述與傳統盟友間的外交辭令形成了鮮明對比。
戰略中提出的“特朗普推論”尤為引人關注。這一概念基于1823年的“門羅主義”,但增加了新時代的解讀——美國將“主張并執行‘特朗普推論’,作為‘門羅主義’的新時代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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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西半球優先
“西半球優先”成為這份戰略的明確導向。報告將拉丁美洲描述為美國邊境安全、關鍵供應鏈和地緣政治競爭的“前沿”。這標志著美國戰略重心的一次顯著調整。
與長期呼吁的將重點放在亞洲的做法不同,新戰略將拉丁美洲提升至美國議程的首位。這種轉變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對邊境問題和地區控制的極度關注。
報告明確表示,美國將擴大在西半球的軍事存在,包括海岸警衛隊和海軍的部署,以確保邊境安全并打擊“販毒”集團,“包括在必要時使用致命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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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歐洲的新標簽
特朗普政府對歐洲的批評從未如此直白而系統。在戰略文件中,歐洲被貼上了多重負面標簽——經濟停滯、監管過度,甚至整個文明都岌岌可危。
特朗普本人在接受采訪時更是直言不諱:“歐洲國家領導人很軟弱,他們想要政治正確而不知道該如何是好。”他點名批評倫敦和巴黎因為來自中東和非洲的移民“逐漸崩潰”。
最具爭議的是,戰略報告不僅批評歐洲現狀,還明確表示美國要“在歐洲各國內部培養抵抗(當前發展軌跡)的力量”。這種干預盟友內政的表述在以往的美歐關系中極為罕見。
04 烏克蘭棋局
在俄烏問題上,新戰略同樣表現出與傳統立場的顯著偏離。報告將“通過談判迅速結束烏克蘭危機”列為“核心利益”,并提出“重建與俄羅斯的戰略穩定”。
這種立場與歐洲的安全關切存在結構性矛盾。當美俄閉門密談時,歐洲的焦慮不僅在于被邊緣化,更擔心“美國正把歐洲安全出賣給俄羅斯”。
特朗普在采訪中進一步指責歐洲在烏克蘭問題上“不作為”:“他們只會空談,卻不付諸行動,戰爭就這樣沒完沒了地持續下去。”他甚至質疑烏克蘭是否還是“民主國家”。
05 第三次內戰的影子
這份國家安全戰略表面上是外交政策文件,實際上卻深深植根于美國國內的“第三次內戰”。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吳心伯教授指出,美國社會在特朗普執政下“更加撕裂了”。
特朗普上臺后迅速拿“多元、平等、包容”(DEI)政策開刀,推動美國回歸保守的、更少包容的政治與社會生態。這種國內政治轉向直接影響了他的外交理念。
經濟全球化失衡與美國產業工人階層利益受損,為美國右翼民粹主義提供了社會動員的現實基礎。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這種社會分裂,將國內的文化戰爭延伸至國際舞臺。
06 文明的護城墻
新戰略最引人深思的轉變,是從保衛“民主聯盟”轉向捍衛“西方文明”。這種轉變在特朗普對歐洲的批評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他不再批評歐洲不夠民主,而是批評歐洲不夠“西方”。
特朗普公開稱贊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在移民問題上的強硬立場,稱他“做得很對”。與此同時,他卻將傳統的歐洲盟友批得體無完膚。
這種立場反映了MAGA運動的核心價值觀:種族和宗教認同高于民主制度本身。當“保護西方文明”成為國家安全的核心時,最大的威脅自然就變成了“改變西方文明面貌”的移民潮,而非傳統的地緣政治對手。
07 歐洲的覺醒
面對美國的尖銳批評和戰略轉向,歐洲的反應正在從困惑轉向堅定。默茨明確表示:“用不著美國拯救歐洲民主”,歐洲要做好美國不再是同盟伙伴的準備。
歐洲理事會主席安東尼奧·科斯塔則敦促美方尊重歐洲“主權與自治權”,呼吁作為歐洲盟友的美國“不要威脅干涉歐盟國家內部事務或政治選擇”。
這種回應反映了歐洲對自身安全依賴美國的深刻反思。默茨強調要加強歐洲在安全領域的決策自主性:“我們歐洲國家,包括德國在內,必須在安全政策領域遠比現在更獨立于美國。”
08 全球右翼網絡的共振
特朗普政府的戰略轉向并非孤立現象,而是全球極右勢力網絡化的一部分。波士頓學院教授查爾斯·德伯指出:“全球極右網絡是歷史上反復出現的現象”。
德伯進一步分析道:“正如1930年代德國、意大利、西班牙法西斯政權相互借鑒以鞏固權力一樣,當前美國極右勢力也正與匈牙利、巴西、波蘭、韓國的極右勢力共享策略。”
這種全球右翼網絡的形成,使得特朗普的國內政策與國際戰略形成共振。美國以外的極右勢力將美國極右視作“正當性依據”,而美國極右則將其他國家的極右勢力作為“國際證據”加以利用。
當德國總理默茨說出“即使民主需要被拯救,我們也有能力自行應對”時,歐洲議會大樓外依然飄揚著星條旗。
但戰略文件中的“文明消亡”警告和“特朗普推論”的霸權主張,如同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漣漪正擴散至整個西方世界。那些曾經共享戰壕的盟友,如今在鏡中看到的已是不同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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