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主亦是昏君：功在千秋，罪在當代的楊廣的傳奇一生

公元618年，江都。

禁軍倒戈，叛軍入宮，隋煬帝楊廣死于亂兵之中。

這是一個典型暴君的結局：眾叛親離、身死國滅。

可他留下的大運河，養活了后世千年；他建立的洛陽，成為唐宋中樞；

他確立的科舉，終結了門閥時代。

一個把國家拖進深淵的皇帝，為什么又成了中國制度史上的奠基者？

江都之夜：一個皇帝的極端結局

公元618年，江都。

這一年，大隋尚未正式滅亡，官號仍在，詔令仍行，但真正的皇權，已經悄然崩塌。

隋煬帝楊廣，被困在江都行宮之中，身邊站著的，不是忠臣，也不是外敵，而是本該拱衛天子的禁軍。

兵變的發生，并不突然。

數年前起，天下已亂。關中、山東、河北、江淮，起義此起彼伏，地方官府疲于奔命，中央調度日益失靈。

楊廣選擇南下江都，并非單純游幸，而是現實逼迫下的退避。

北方已不可守，東都洛陽難以久留，唯有江淮水網，尚能維系皇權最后的安全感。

但正是在這里，帝國最后的支點斷裂了。

發動兵變的，是禁軍統帥宇文化及。

這個名字，意味著一個殘酷事實：皇帝已經失去了對核心軍事力量的控制。

當禁軍不再護主，皇權便只剩下形式。

史書記載，楊廣被縊殺于江都宮中，終年五十歲。沒有外敵破城，沒有宗室勤王，一個曾經號令天下、調動百萬民力的皇帝，就這樣結束了一生。

這是一個極端而徹底的結局。

他不是死在疆場，也不是亡于外患，而是死于自己統治體系的內部崩壞。

帝國尚在運轉，皇帝卻已成為多余之人。

那么問題隨之而來——一個并非毫無作為、甚至親手構建國家骨架的皇帝，為何會走到被禁軍縊殺的地步？

答案，必須從他的統治方式本身去尋找。

荒淫與暴虐：權力如何一步步失控

楊廣即位之初，繼承的并非爛攤子。

隋文帝留下的是一個完成統一、府庫殷實、社會初步恢復的國家。

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楊廣開始全面行使皇權。但問題在于，他對權力的使用，很快失去了節制。

最直觀的表現，便是奢靡與巡幸。

南巡、東巡，水殿、龍舟，規模之大，耗費之巨，遠超前代。

與此同時，役使開始疊加。

營建東都洛陽尚未消化，大運河工程全面鋪開；

運河尚在施工，三征高句麗已連續發動；

都城、工程、戰爭，三重動員幾乎同時壓向基層社會。民力被反復抽調，卻幾乎沒有恢復窗口。

三征高句麗，成為失控的轉折點。

戰爭目標反復，后勤體系超負荷運轉，征調范圍不斷擴大。

大量青壯年長期離鄉，使農業生產斷裂，地方社會失去自我修復能力。

這場戰爭，最終從邊防行動，演變為對全國社會結構的系統性消耗。

暴政的另一面，是猜忌與酷烈。

隋末政治氣氛日益緊張，嚴刑峻法成為常態，君臣關系趨于對立。地方既畏法令，又無力執行，中央則不斷加壓，形成惡性循環。

到大業末年，府庫空虛，不得不貸社倉以充官費，意味著國家已經開始向基層社會透支生存空間。

導致的結果就是各地起義不再是零星事件，而是多點爆發、彼此呼應。

此時的隋朝，已經不是能否平叛的問 題，而是統治結構是否還能維持的問題。

最終，失控反噬到中樞。

江都兵變，并非偶然，而是當民力枯竭，民心盡失必然發生的結果。

楊廣的誤判：把國家用過了頭

如果只看到荒淫與暴虐，楊廣不過是一個典型的失敗者。

但問題在于，這樣的解釋，無法說明另一個事實——他并非無能之主。

恰恰相反，楊廣具備極強的國家構想能力。

他所設想的，是一個南北貫通、漕運支撐、糧儲集中、官僚體系不斷更新的全國性帝國。這種構想，本身并不昏亂，甚至極具前瞻性。

真正的問題，不在想錯了什么，而在于他選擇了最激進的方式去實現正確的方向。

大運河，是最典型的例子。

這是一項注定惠及千秋的工程，卻被壓縮在極短時間內完成。通濟渠、邗溝、永濟渠、江南河，工程幾乎無縫銜接。南北貫通的確實現了，但社會卻沒有時間消化代價。

回洛倉亦是如此。

作為國家級糧儲中樞，其規模、構造與理念都遠超前代，儲糧能力以億斤計。

但糧倉尚未真正成為穩定器，便在連續消耗中迅速見底。制度本身并未失敗，失敗的是承載制度的時代。

楊廣最大的誤判，在于對時間的忽視，也就是急于求成。

他試圖在一代人之內，完成原本需要數代人慢慢消化的國家升級。

權力高度集中，使他能夠快速推動工程，卻也遮蔽了風險反饋。當問題顯現時，國家已經進入失速狀態。

于是，一個極具歷史張力的結果出現了：

他擁有雄主的構想，卻缺乏與之匹配的治理耐性。

這，正是雄主亦是昏君的真正含義。

功在千秋：那個被后世完整繼承的楊廣

隋亡之后，歷史并沒有拋棄楊廣留下的一切。

相反，唐朝幾乎完整繼承了隋代的制度與工程，只是做了一件關鍵的事——放慢節奏，讓社會恢復。

大運河，成為唐朝南糧北運的生命線；

洛陽的糧儲理念，發展為更成熟的含嘉倉體系；

科舉制，被不斷完善，最終成為中國官僚制度的核心。

如果這些制度只是昏君胡為，它們不可能在隋亡之后繼續發揮作用，更不可能支撐唐朝的長期繁榮。

因此，“功在千秋，罪在當代”，并非情緒化評價，而是一種冷靜的歷史描述：

千秋所用的，是他留下的制度成果；

當代所承受的，是他透支式治理的代價。

楊廣不是一個失敗的構想者，而是一個失敗的節奏掌控者。

他死于江都，但大運河繼續流淌；王朝速亡，而制度長存。

歷史沒有替他翻案，也沒有簡單定罪，而是留下了一個更值得反復審視的結論：

當權力失去耐性，再宏大的理想，也可能變成毀滅的加速器。

參考信源：
韓隆福. 論隋煬帝的歷史作用[J]. 安徽史學, 1986, (03): 13-16+34.
何以中國·運載千秋 |講好“天下糧倉”，“復活”大運河文化遺產 人民網－河南頻道 2024-06-21
《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