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井岡山,空氣里全是火藥味。
那年,一聲槍響,不僅嚇懵了整個教導隊,差點把一位后來的開國上將直接送走。
這一槍下去,倒下的不是敵人,是教導隊隊長呂赤;開槍的也不是特務,是才18歲、一臉稚氣的副隊長陳伯鈞。
誰能想到,這位后來接替葉劍英掌管高等軍事學院的頂級大佬,職場第一課竟然是“誤殺頂頭上司”。
這事兒放哪朝哪代,基本都是死局。
那時候陳伯鈞剛從黃埔六期出來,是個不折不扣的高材生。
年輕人嘛,心氣兒高,手里搞到一支破舊的駁殼槍,那是沒日沒夜地盤它。
那槍銹得連栓都拉不動,隊長呂赤還笑話過他兩句。
陳伯鈞這小伙子軸啊,用煤油泡了好幾天,終于把槍栓搞動了。
他興奮得跟撿了寶似的,跑去找呂赤顯擺,一邊走一邊嘩啦啦拉槍栓。
結果悲劇了,這哥們兒光顧著樂,忘了膛里還有顆子彈。
“砰”的一聲,呂赤當場就沒救了。
整個軍營瞬間炸鍋。
那時候紅軍剛起步,大家伙兒還是那種“殺人償命”的老觀念,況且死的還是深受愛戴的隊長。
一時間,要槍斃陳伯鈞的呼聲震天響,那架勢,誰攔跟誰急。
按當時的軍法,這確實是死罪難逃。
就在這生死關頭,毛主席站了出來。
他沒玩虛的,直接給大家算了一筆賬:呂赤已經沒了,這是無法挽回的損失;陳伯鈞是誤傷,不是反革命。
現在咱們正是缺人的時候,殺了他,咱們不就一下子損失了兩員大將嗎?
與其說這是法外開恩,不如說這是一次極高段位的“人才止損”。
死罪免了,活罪難逃。
為了平民憤,也為了長記性,陳伯鈞結結實實挨了一百手板。
這一百下打得皮開肉綻,但他那顆浮躁的心,也算是被徹底打醒了。
從那以后,那個恃才傲物的黃埔生不見了,變成了一個謹小慎微的指揮員。
這種性格大轉彎,到了長征時候就看出來了。
1934年,陳伯鈞當了紅五軍團參謀長。
這紅五軍團干的是全軍最苦的活——后衛。
前面是大部隊,屁股后面是幾十萬國民黨追兵。
這位置,稍微沒兜住,中央縱隊就得遭殃。
但陳伯鈞硬是跟軍團長董振堂配合,像釘子一樣扎在陣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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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敵人怎么沖,他說頂住就真能頂住,往往是大部隊走遠了,他們才撤。
因為太能“坐”得住陣地,紅軍上下送了他一個聽著挺土、含金量卻極高的綽號——“鐵屁股”。
這綽號啥意思?
就是只要他陳伯鈞往那一坐,陣地就丟不了。
不過,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陳伯鈞骨子里那股舊軍隊的暴脾氣,后來又給他惹了大禍。
1937年抗戰爆發,紅軍改編八路軍,陳伯鈞當上了359旅旅長。
注意看這個含金量,當時全軍就6個旅,他是跟陳賡、徐海東平起平坐的。
可就在這節骨眼上,因為跟個司機吵架,他動手打了人家。
在舊軍隊,長官扇大頭兵耳光那是家常便飯,但在人民軍隊,這是碰了高壓線。
毛主席知道后那是真生氣了,為了整頓軍紀,直接揮淚斬馬謖,把陳伯鈞的旅長給撤了,讓他回抗大當教員去。
后來大家只知道王震帶著359旅搞南泥灣,很少有人知道,這支部隊的第一任當家人,其實是陳伯鈞。
這次“職場滑鐵盧”對陳伯鈞打擊挺大,但也讓他徹底靜下心來搞理論。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他后來從猛將轉型成了儒將,新中國成立后,他沒去守邊疆,而是被調去搞軍事教育。
看看他后來的履歷,簡直是給軍事迷看的“神仙打架”版名單。
協助劉伯承組建軍事學院,后來接替葉劍英當高等軍事學院院長。
前任是“軍神”,繼任是“參座”,中間夾著個陳伯鈞,這水平值的細品。
他在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都干過,這種全視角的經歷,講起戰役法來,那真是降維打擊。
時間到了1966年,風暴來了。
造反派翻舊賬,把他當年誤殺呂赤的事兒又給抖摟出來。
眼看又要遭殃,又是那個熟悉的聲音救了他。
周總理傳達了毛主席的話:“陳伯鈞同志,是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是高等軍事學院院長。”
一句“老同志”,就是最大的護身符;一句“院長”,就是最硬的認可書。
靠著這兩次“最高指示”,陳伯鈞有驚無險地度過了最艱難的歲月。
他這一輩子,開局是地獄模式,中途還被降級封號,最后卻修成了正果。
1974年2月6日,陳伯鈞在北京病逝,終年64歲,直到最后,他也沒能把那個“鐵屁股”的綽號給甩掉。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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