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如果現在翻開許廣平當年留下的家庭賬本，第一眼看到那個數字，估計誰都得嚇一跳：在那個滿大街都是餓死骨、普通老百姓一天只能喝頓雜糧粥續命的年月，魯迅家一個月的開銷，經常飆到500塊大洋。
這數字有多離譜？
當時上海紡織廠的女工，沒日沒夜苦干30天，到手也就10塊錢。
很多人腦子里都有個誤區，覺得魯迅既然替窮人說話，那肯定也是這就咸菜啃窩頭，在破廟里寫出的《狂人日記》。
其實根本不是那回事兒。
這就得把時間軸撥回1912年。
那時候魯迅剛到北京，在教育部當僉事。
別覺得這就是個清水衙門，這可是正兒八經的“京官”。
當時的北洋政府雖然亂得像鍋粥，但在給知識分子發錢這事兒上，那真是下了血本。
魯迅當時的死工資是月薪300大洋。
這錢要是放現在，購買力簡直嚇人。
當時北京物價多少呢？
一塊大洋能買40斤上好的大米，或者8斤豬肉。
咱們粗略算一下，魯迅這一個月的工資，購買力差不多相當于現在的四五萬人民幣。
有了這筆巨款打底，魯迅那張挑剔的“紹興嘴”才算是徹底解開了封印。
他吃東西那個講究勁兒，絕不是暴發戶那種點一桌子滿漢全席撐排場。
翻翻他的日記就能發現，除了買書，剩下的筆墨幾乎全是在記賬吃喝。
他有個雷打不動的原則，叫“不時不食”。
在北京那會兒，廣和居、致美樓這些名館子，他早就吃了個遍。
哪家的丸子炸得酥脆，哪家的酸辣湯胡椒放得正，他門兒清。
有時候為了那一口正宗的家鄉味，他不惜花重金，專門托人從浙江老家把霉干菜、醬鴨、火腿千里迢迢運到北京。
這操作，跟現在空運海鮮的土豪也沒啥區別。
等到后來去了上海，魯迅辭了官專職寫作，收入不降反升，有時候一個月能入賬一千多大洋。
在上海那種十里洋場，他和許廣平干脆連飯都不做了，直接搞了個當時最時髦的“包飯”。
啥叫包飯？
就是雇傭頂級飯館的大廚，每天按點把做好的三菜一湯送到家里來。
這待遇，放現在外賣界，那就是“米其林私廚上門”的級別。
而且魯迅對這包飯挑剔得很，菜色必須翻新，食材必須新鮮，稍微不對胃口，他就要發脾氣換館子。
這日子過得，那叫一個滋潤。
但如果你以為魯迅就是個愛吃大魚大肉的饕餮之徒，那就太小看他了。
他身上有個特別反差萌的特點——這人嗜甜如命。
誰能想得到，那個寫出“吃人”倆字、冷得像冰塊一樣的作家，兜里經常揣著糖果？
他特別好那一口“薩其馬”，尤其是稻香村出的。
有個特別逗的事兒，朋友送了他一盒極品的柿霜糖，那是用柿餅表面那層白霜刮下來做的，本來是中醫開給他治嘴瘡的藥。
結果呢，魯迅大半夜忍不住，一口氣把這一整盒“藥”全當零食給造了。
這種對甜食的狂熱，直接導致了他后半生遭了大罪——牙疼。
看他的日記，看牙醫的記錄密密麻麻，貫穿了他生命的最后二十三年。
牙齒幾乎全軍覆沒，換了一口假牙，受盡了折磨。
醫生每次都警告他必須戒糖，許廣平在家里也像防賊一樣藏著點心。
這或許是他那緊繃的神經在面對黑暗現實時，唯一能找到的一點廉價的甜蜜慰藉。
這恰恰是魯迅最牛的地方，也是這段歷史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胡適拿得多，林語堂拿得多，梁實秋也拿得多。
大多數人在錦衣玉食之后，筆鋒都變軟了，開始談論風花雪月，開始講究“幽默”和“閑適”。
畢竟，吃得滿嘴流油的人，很難再彎下腰去聽窮人的哭聲。
但魯迅是個異類。
他的物質生活越是豐裕，他對這個制造貧富差距的舊社會的恨意反而越深。
他沒有因為自己成了既得利益者就去維護那個階層。
相反，他利用自己的財力，資助了蕭紅、蕭軍這些窮困潦倒的左翼青年，自費出版那些被當局查禁的進步書籍。
他把錢變成了子彈，把飯量變成了戰斗力。
回過頭來看，魯迅的“富裕”與“講究”，其實打破了咱們對革命者的刻板印象。
我們習慣了歌頌苦難，仿佛只有窮困潦倒才能證明道德高尚。
但魯迅用他的一生告訴后人：一個人的骨頭硬不硬，和他吃什么沒關系，和他心里裝著什么有關系。
他沒有因為貧窮而被迫革命，他是在擁有了選擇安逸的資本后，依然選擇了一條最艱難的荊棘路。
在那盞昏黃的燈下，魯迅或許剛剛吃完一塊甜膩的薩其馬，喝了一口溫熱的花雕，然后拿起筆，在煙霧繚繞中，狠狠地刺向了那個讓他能吃飽、卻讓千萬同胞餓死的舊世界。
這，才是那個有血有肉、最真實的“人間魯迅”。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清晨，魯迅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床頭還放著沒吃完的半塊點心。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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