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當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時,世界都以為日本是“無條件投降”。但很多人都被騙了——日本政府在決定投降的關鍵時刻,提出了一個無恥的條件,美國慎重考慮后,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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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9日,日本召開御前會議。此時廣島已遭受原子彈襲擊,蘇聯對日宣戰,日本陷入絕境。會議上,核心條件正是“維護國體”——即保留天皇作為國家象征的地位,且不得審判天皇。
在戰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日本高層認為,若盟軍堅持廢除天皇制,日本將“舉國玉碎”。
這種態度不僅出現在主和派中,就連主戰派代表阿南惟幾也在御前會議上表示:“只要皇室能夠存續,全體國民將繼續戰斗。”可見,在當時日本決策層中,“保護天皇”已是超越戰與和的共同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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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日本提出的“條件”,美國政府的反應耐人尋味。時任國務卿貝爾納斯在8月11日的回復中采用了巧妙措辭:“日本政府的最終形勢將依據《波茨坦公告》,由日本人民自由表達的意愿決定。”
這看似模棱兩可的回復,實際上為保留天皇制度打開了窗口。美國政府內部的考量已浮出水面:一方面,杜魯門總統和軍方高層擔憂強行廢除天皇可能導致日本全國性游擊戰,預估盟軍傷亡將增加百萬;
另一方面,美國意識到保留天皇可使其成為占領政策的“媒介”,更利于推行戰后改革。正如后來麥克阿瑟在電報中所言:“天皇是統合日本國民的唯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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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日本政府最終接受《波茨坦公告》時,將“國體護持”與投降決定捆綁在一起。天皇在《終戰詔書》中明確表示:“朕鑒于世界大勢及帝國之現狀,欲采取非常之措施……得以護持國體。”這實際上是以“宣布投降”換取“國體存續”的政治交換。
1945年9月2日,在密蘇里號戰列艦上簽署的投降書中,日本承諾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條款。但微妙的是,公告中并未直接要求廢除天皇制,僅規定“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之威權及勢力必須永久剔除”。這個表述留下的空間,使得“象征性天皇制”得以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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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政治妥協帶來了深遠影響。東京審判中,昭和天皇未被列為戰犯,這與德國納粹領導層全員受審形成鮮明對比。美國主導的占領當局通過《人間宣言》使天皇從“神”變為“人”,但保留了其作為“國家象征”的地位。
從后續發展看,這一安排確實加速了戰爭結束,避免了更大規模傷亡,也使日本戰后改革較為順利。但也使日本未能徹底清算戰爭責任,為右翼歷史觀留下了溫床,讓軍國主義思想殘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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