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浮宮上海辦大展，浦東美術館里有哪些伊斯蘭藝術珍品？

在盧浮宮的玻璃金字塔旁，路易十四的雕塑巍然聳立。在其對面，一張世界地圖鋪展開來，地圖中心位置是三個曾在歷史上留下重要印記的帝國——莫臥兒、薩法維和奧斯曼。

“圖案的奇跡：盧浮宮印度、伊朗與奧斯曼的藝術杰作”展于12月13日起在浦東美術館舉行，展覽將持續至明年5月6日。這是盧浮宮首次在上海舉辦大型展覽。

“我們選擇了最能代表伊斯蘭文化的三大帝國，”盧浮宮伊斯蘭藝術部主任蘇拉亞·努賈伊姆告訴記者，“盡管它們在美學上有各自的獨特性，但它們有相同的藝術語言，包括圖案當中呈現的幾何性、抽象性和植物紋樣，以及書法在其文化中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歷史上溝通東方與西方的重要樞紐，三個帝國的藝術也體現出來自歐洲和中國的重要影響。”那可以說是全球化開始的時期，“蘇拉亞·努賈伊姆表示，因此也可以說，“它們是最早的國際化的藝術”。

青花瓷和花鳥畫的影響

展覽以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收藏的幾件玉杯開啟。15、16世紀之交，法國王室的收藏初具雛形，這些早期珍品構成了現今盧浮宮館藏的重要核心。雅好藝術的路易十四（1638一1715），藏品中就有部分來自當時的莫臥兒帝國與奧斯曼帝國，它們曾被用于裝飾盧浮宮、凡爾賽官等王室宮殿，是首批入藏盧浮宮的伊斯蘭藝術品。

展覽分為三個板塊，分別呈現印度藝術（莫臥兒帝國）、伊朗藝術（薩法維王朝和卡扎爾王朝）以及奧斯曼帝國的藝術。有趣的是，盡管這些藝術作品誕生于16至19世紀的歐亞之間，最終收藏在法國，卻時常呈現出與中國千絲萬縷的聯系。

在薩法維時期，日益頻繁的貿易活動及商品的大規模生產，推動了藝術創作的蓬勃發展。當時的陶瓷制品呈現出豐富多樣的紋飾與技法，既滿足國內市場，又遠銷海外。17世紀，由于中國青花瓷在西方市場廣受歡迎，薩法維的陶工也竭力仿制，他們的作品往往與原型極為相似，有時也會在原型基礎上加以發揮，采用不同的工藝和色調。在展覽現場，我們看到多件薩法維時期的青花陶瓷器，裝飾著龍、麒麟等中式紋飾，憨態可掬。

在奧斯曼帝國，伊茲尼克的工匠同樣也從中國瓷器當中汲取了許多靈感。大約從1470年起，伊茲尼克的陶工就開始燒制優質石胎陶，欲以其白度與光澤媲美中國瓷器，初期仿效當時中國瓷器的風格，以藍白紋飾為主，后來，色彩體系逐漸豐富。這種發展變化的過程，也成為后世學者鑒定器物年代的重要依據。

薩法維王朝和卡扎爾王朝的藝術傳統時和中國藝術有一個相似之處：動物和植物圖案常常帶有象征性的意義，或與詩歌、文學相關聯。例如，詩歌中常以柏樹比喻俊男或美女，被其他植物纏繞的柏樹，象征纏綿的愛人。此外，孔雀與天堂有關，象征王權；枝繁葉茂的樹則寓意春天，以及時值春分的伊朗新年。

或許是因為這個傳統，當中國的花鳥畫于15世紀傳播至伊朗，也引起了某種共鳴。這一題材在隨后的幾個世紀風靡伊朗，并在19世紀以“玫瑰與夜鶯”的形式達到鼎盛。相關意象廣泛呈現于各種媒介，從繪畫、書籍裝幀，到筆盒、鏡子等漆器。

圖案的奇跡誕生于詩意和自然

在展覽中，我們也看到這些帝國各自深厚的文學傳統在藝術中的體現。

一件17世紀中葉來自伊朗的釉陶飾板，描繪了兩位青年斗詩的場景，一人正在寫詩，另一人在吟誦詩句，展現了伊斯法罕宮廷生活的“儀式感”，以及貫穿于他們生活中的詩歌傳統。

“一日，我從摯愛處偶得香泥，芳香醉人，不禁問之：‘汝為麝香，抑或龍涎？’泥坨應曰：‘吾本凡土，然曾與玫瑰為伴——故友之德芬馥沾我，然我尤是昔日之泥。’”在幾個18、19世紀的陶碗上，鐫刻著13世紀波斯詩人薩迪在《真境花園》中的詩句，波斯語的銘文具有詩意，又仿佛是圖案一樣美麗動人。

在奧斯曼帝國，書法同樣在各門藝術中占據重要地位。當時的帝國內通行多門語言，奧斯曼土耳其語用于官方函件、行政文書與文學作品，阿拉伯語用于宗教場合與地方行政文書，波斯語用于文學創作，但都用阿拉伯字母書寫。

展覽中有一件奧斯曼帝國文書機構頒發的官方文件，每行文字呈曲線向上飛翹之勢，是極難仿制的官方文件，又是具有美感的藝術作品。除了抄本以外，書法也廣泛應用于建筑、陶瓷、金屬器、玻璃器與紡織品。這些銘文具有裝飾作用，也承載宗教、政治、神秘主義或象征性意義。

“圖案的奇跡”是展覽的最后篇章。

這片熱土上的藝術以其獨特而豐富的圖案美學所著稱——自然花卉、詩歌意象、幾何花紋等，如萬花筒般折射出其傳統文化與歷史脈絡，同時在文明的交往和碰撞當中迸發出全新的活力。

時至今日，它們還在持續為后世的藝術和設計注入源源不斷的靈感——法國設計師路易·卡地亞，就曾經是參展的兩件筆盒的收藏者，并從其中獲得了創作的靈感。在今天，我們依然能從珠寶、建筑、書籍裝幀、裝飾與平面設計中，找尋到這些熠熠生輝的圖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