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玉良
如果一張工作簽證突然標價10萬美元,它看起來就不像簽證,更像一張“入場券”,而且是限量版、拒絕退換的那種。當地時間12月12日,美國20個州把特朗普政府告上法庭,事情的起點正是這張被猛然抬價的H-1B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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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并不復雜,卻足夠耐看。加利福尼亞、紐約、馬薩諸塞、伊利諾伊、新澤西等20個州,集體把訴狀遞到了馬薩諸塞州波士頓的聯邦法院。理由聽起來很樸素:簽證費本來是用來覆蓋行政審批成本的,不是用來當財政杠桿的,10萬美元遠遠超出合理范圍。
但真正讓各州神經緊繃的,并不只是“貴”,而是這筆錢的性質發生了變化。H-1B簽證原本是美國勞動力體系里的一根“輸血管”。當本土市場找不到合適工程師、科研人員、技術人才時,企業可以通過這條通道補位。企業掏錢,政府審核,費用通常是數千美元,談不上便宜,但也不至于改變用人決策的基本邏輯。
9月,特朗普宣布把這項費用直接抬到10萬美元,理由也很直白:要確保引進的是高技能、不能被美國人替代的人才。話說得硬朗,價格更硬朗。
問題在于,當一項制度從“篩選機制”變成“價格門檻”,篩掉的往往不只是能力不足的人,而是大量原本合理存在的需求。加州總檢察長羅布·邦塔的聲明點出了關鍵:這項費用不僅違反授權邊界,還會給多個行業制造不必要的經濟負擔,加劇勞動力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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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抽象的擔憂。美國科技產業對H-1B的依賴是公開事實。亞馬遜、微軟、谷歌,這些名字不需要額外解釋。軟件開發工程師、算法人才、系統架構師,很多崗位長期靠全球招聘維持運轉。每引進一名外籍員工,就要先付出10萬美元的“入場費”,用人邏輯自然會被迫扭曲。
錢多的企業會猶豫,錢少的企業直接出局。初創公司、科研機構、中小企業,甚至大學實驗室,很難在這樣的成本結構下繼續參與競爭。結果不是“美國人被優先雇用”,而是崗位被延后、項目被縮減、研發節奏被打斷。
邦塔還提到了一個更敏感的問題:權限。按照現行法律,征收此類費用的權力屬于國會,而不是總統。換句話說,即便有人支持“高門檻”的理念,也繞不開程序是否合法的問題。制度如果靠行政命令硬推,遲早會在法院門口被攔下。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訴訟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接連出現。10月,美國商會、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等機構已經先一步起訴。現在,州政府集體下場,陣容更整齊,分量也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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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反對這項政策的,并不只是“親移民”陣營。汽車工人聯合會、教授協會這些名字,本身就說明,擔憂已經跨越了意識形態。制造業需要工程師,高校需要研究人員,地方經濟需要人才流動。一刀切的高價,并不會讓問題消失,只會讓成本轉移。
特朗普政府的邏輯強調“美國優先”,但現實運作中的美國經濟,從來不是封閉系統。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學術研究,本質上都是全球協作的結果。把一張工作簽證變成奢侈品,聽起來很強硬,執行起來卻像是在給自己的發動機限流。
更微妙的是,這10萬美元并不是由申請人直接支付,而是由企業承擔。企業在賬本上看到的,是一項突然膨脹的用人成本。下一步怎么走,答案并不復雜:減少招聘、外包海外、推遲項目,或者干脆把研發部門搬到別的地方。
這些選擇,都不會出現在政策發布時的新聞發布會上,但會慢慢出現在就業數據和產業報告里。20個州選擇走上法律戰線,本身就是一種信號。這不是單一州的政治表態,而是地方政府對自身經濟生態的防御反應。硅谷不希望被抽空人才,波士頓不愿科研體系被掐住脖子,紐約不想金融科技和創新產業被迫降速。
這場官司的結果尚未可知,但爭議已經足夠清晰:當政策試圖用價格定義“價值”,真正被測試的,往往是制度的邊界和經濟的耐受力。
H-1B簽證還在,10萬美元的標價也寫在那里。接下來,美國法院要回答的,不只是一個費用是否合法的問題,而是一個更現實的問題——當一國的人才通道被設置成高價閘門,擋住的,究竟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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