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常香玉跪西安街頭高舉香玉劇社號飛機捐獻收據

收據上寫著：人民幣15.2億元（舊幣），可買一架米格-15戰斗機。

臺下萬人淚目，有人嘶喊：“常老師，您把命都捐了！”

她抹淚搖頭：“不，我把戲箱、嫁妝、三處房產、還有我親生女兒的金鎖，全賣了……

可我留著嗓子，因為——

敵人打到家門口，唱戲的不能只唱《花木蘭》，得真上戰場！

她率團全國巡演178場，行程萬里，睡火車硬座、啃冷饅頭、在零下20℃的東北露天搭臺；

每場謝幕，她必穿血染的戲服——那是排練《黃繼光》時，被道具槍后坐力震裂虎口滲出的血；

更震撼的是：她捐機后拒絕任何表彰，卻悄悄把中央慰問金換成3000雙棉手套，寄給前線戰士……

今天，當“豫劇”被簡化為“土味戲曲”，當“常香玉”淪為教科書里的一個名字，

我們有必要重訪這位河南女人用生命寫就的答卷——

她不是把藝術獻給時代，而是讓時代，配得上她的藝術；

她不是用嗓子唱戲，而是把整個民族的脊梁，鍛造成一聲“劉大哥講話理太偏”的怒吼；

她留給今天的最大遺產，從來不是《花木蘭》《白蛇傳》，

而是那句刻在鄭州人民公園石碑上的自問：

“一個演員，怎樣才算對得起‘人民’這兩個字？”

答案，就藏在她1951年那張泛黃收據的背面——

一行小字，墨跡如刀：

“戲比天大，但天底下，沒有比人民更大的了

“常香玉”三個字，在河南，是土地的名字。

在豫劇界，是行當的標尺。

可今天，太多人只記得她唱《花木蘭》，卻不知她如何把“替父從軍”的傳說，

變成1951年真實飛向朝鮮戰場的鋼鐵雄鷹；

只傳頌她“德藝雙馨”，卻忘了她一生七次主動申請入黨，

直到1959年才獲批——因組織反復考察：“常香玉的黨性，不在申請表里，而在她每一次登臺的腳印中。”

這位生于1923年鞏義農家的女子，用68年生命，完成了一場中國藝術家最壯闊的自我超越：

一、“土”里長出的人民性：豫劇為何獨屬常香玉？

豫劇之“豫”，是河南，更是“予”——給予人民。

而常香玉，正是把這“予”字，刻進骨血的人。

她5歲學戲，7歲登臺，唱的是《鍘美案》《穆桂英掛帥》——

可她很快發現：這些戲里，包公是青天，穆桂英是女將，

卻唯獨沒有餓著肚子聽戲的農民，沒有背著娃趕集的農婦，

沒有在田埂上哼著調子、卻連戲票都舍不得買的父親。

于是，她干了一件震動梨園的大事：

改腔：把高亢激越的“祥符調”揉進河南墜子、道情、民歌的哭腔與笑韻，

讓《花木蘭》的“劉大哥講話理太偏”，有了麥浪翻滾的節奏；

改詞：刪掉《白蛇傳》中“仙凡有別”的宿命論，加入“官府橫征暴斂逼民成妖”的現實批判；

改裝：設計“勞動旦”行頭——粗布衣、藍頭巾、腰間扎條麻繩，

讓旦角第一次能挽起袖子，和觀眾一起掰玉米、推石磨。

1948年鄭州解放，她率團進城首演《新白蛇傳》，

臺下坐著剛脫下軍裝的戰士、扛著鋤頭的農民、抱著孩子的婦女。

散場后，一位老農攥著她的手：“閨女，你這戲，像咱地里的紅薯——

皮糙，瓤甜，養人！”

這句土話，成了她畢生信條：

藝術若不能扎根泥土，再華麗的唱腔，也只是空中樓閣。

1951年，抗美援朝戰事膠著。

當志愿軍戰士在長津湖啃凍土豆時，

常香玉在西安后臺，正用凍裂的手指，一遍遍抄寫《黃繼光》劇本。

她做了一個瘋狂決定：

賣掉全部家當，為志愿軍捐一架戰斗機！

沒人相信：一個唱戲的，能靠賣票買飛機？

她卻列出精密賬本：

舊幣15.2億元=1架米格-15（當時空軍主力戰機）；

巡演178場，場均需籌款85萬元；

每場成本控制在3萬元內（演員吃窩頭、住倉庫、道具用麻袋改制）；

所有收入，一分不留，全數上繳“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

她帶著劇團出發了：

在西安，零下12℃的廣場，她穿單薄戲服唱《花木蘭》，唱到“誰說女子不如男”，

臺下戰士齊吼：“俺們信！”——當場捐出三個月津貼；

在武漢，暴雨沖垮戲臺，她率演員冒雨站在卡車車廂上演出，

雨水混著汗水流進嘴里，她仍字字鏗鏘：“愿將熱血灑疆場！”；

在沈陽，零下30℃的冰天雪地，她堅持露天搭臺，

凍僵的手指按不住弦，就用嘴哈氣暖琴師的手……

178場巡演，行程逾萬里，

她瘦了28斤，聲帶嚴重充血，醫生警告：“再唱，永遠失聲。”

她只回一句：“嗓子啞了，心還熱著就行。”

1952年2月，中央軍委致電：“香玉劇社號”米格-15已列裝空四師。

飛行員們集體簽名，寄來一幅油畫：

畫中，常香玉身著戲裝，手持長槍，立于戰機之巔。

題字：“您的戲，比子彈更有力。”

三、“戲比天大”：一個藝術家的終極信仰

常香玉的“人民性”，從不浮于口號。

它滲透在每一個專業細節里：

為農民改戲：

她發現農村觀眾聽不清高音，便創“低八度潤腔法”，

讓《拷紅》的“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在田埂上也能字字入耳；

為戰士寫戲：

1953年赴朝慰問，她目睹坑道里戰士用罐頭盒敲節奏，

回來即創作《坑道戰》，所有唱段按“防空洞回聲”設計，

讓戰士一聽就懂：“這唱的，就是咱的命！”；

為孩子育才：

1956年創辦“香玉戲曲學校”，招生不看門第，只考“三心”：

對土地的愛心（會種菜者優先）；

對觀眾的誠心（能給村小學孩子講明白劇情者加試）；

對藝術的癡心（背下整本《朝陽溝》者破格錄取）。

她晚年病重住院，仍讓護士每天讀《人民日報》給她聽，

聽到“三農”新聞，便掙扎起身，在病歷本背面寫戲詞：

“麥苗青，油菜黃，拖拉機開進打谷場……”

臨終前最后一句話，是對徒弟說的：

“記住了，唱戲不是取悅人，是喚醒人；

不是讓人鼓掌，是讓人站起來。”

2004年，常香玉逝世。

鄭州人民公園，那塊刻著“戲比天大，但天底下，沒有比人民更大的戲”的石碑前，

每年都有孩子放上一束麥穗、一朵牡丹、一只紙折的米格-15。

今天，當短視頻解構經典，當流量稀釋深度，

重讀常香玉，我們讀懂的不僅是豫劇大師，

真正的藝術生命力，永遠來自對土地的深情凝視；

真正的人民藝術家，不是被冠以稱號，而是把“人民”二字，

活成呼吸、化作血脈、鑄進每一寸舞臺的磚縫里。

她留給時代的終極叩問，至今振聾發聵：

當你的專業，遇上國家需要、人民呼喚、時代命題——

你選擇做旁觀者，還是出征者？

做裝飾者，還是奠基者？

答案，早已寫在1951年那張泛黃收據的背面：

“戲比天大，但天底下，沒有比人民更大的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