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卉民︱他把筆墨用到了極致，帶著生命!

當宣紙上那簇高粱稈以濃墨重彩的姿態拔地而起，幾只黑鳥棲于稈間，你會忽然懂了高卉民的“野逸”——這不是江南園林里的閑花細鳥，是黑土地里長出來的、帶著霜氣與風勢的生命。他的畫里沒有刻意的雅，只有關東大地最本真的粗糲與蓬勃，像深秋里的高粱，哪怕葉尖凝著霜，根須還往黑土里扎得緊。

高卉民的筆，是從黑土地里“長”出來的。他生在黑龍江，少年時跟著父親侍弄花草，后來又下鄉務農，把塞北的山花野草、禽鳥蟲蟻都看進了眼里。別人畫牡丹芍藥，他偏盯著田埂上的蒲公英、濕地里的蘆葦；別人愛畫溫順的家雀，他卻記著雪地里榛雞撲棱翅膀的勁兒。這些旁人眼里“不上臺面”的生靈，成了他筆下最鮮活的主角——就像那幅高粱圖，稈子是用逆鋒掃出來的，帶著風刮過的蒼勁，黑鳥的墨塊濃得化不開，卻透著野地里的機靈。

他畫里的植物，都帶著“活”的筋骨。你看那幅鋪著赭色的藤蔓，枝蔓是用濕筆拖出來的，墨色暈染間，像剛下過一場秋雨后的黏膩；葉片的邊緣留著飛白，又顯露出北方風的干燥。他曾說，自己畫的不是“標本”，是跟著植物長了一季的“熟面孔”——春天看它抽芽，夏天看它纏枝，秋天看它掛果，到了畫里，自然就有了四季的勁兒。就像那叢高粱，稈子的疏密、果實的沉墜，都是蹲在田埂上看了半天才攢下的底氣。

禽鳥在他的畫里，從不是“點綴”。那幾只棲在高粱稈上的黑鳥，墨塊砸下去時帶著書法的頓挫，喙尖、爪尖的幾筆細墨，又把野鳥的警覺勁兒勾了出來。他畫鳥從不用“描”，而是“寫”——像寫一個“飛”字，筆鋒里帶著動勢。他曾在林區看太平鳥啄食山丁子，回來就用焦墨點出鳥的團狀身子，再用細筆挑出翅膀的紋路，旁人說“這鳥像要飛出來”，而他的畫里，這些生靈本就帶著林子里的活氣。

他的用色，是北方的“素”與“烈”。那幅滿紙紅意的作品，紅得像深秋的達子香，卻不是勻凈的艷，而是用淡墨調出來的“沉”——紅里裹著黑，像霜打過的花，熱烈里帶著涼。他極少用鮮亮的色，要么是赭石配墨，要么是花青搭白，都是黑土地里能尋見的顏色。就像那幅高粱圖，稈子是土黃混著墨，果實是濃墨點出的黑，看著素，卻比艷色更扎眼。

構圖里藏著關東的“野”。他的畫從沒有“居中”的規矩，要么是高粱稈從紙邊斜插進來，要么是藤蔓纏滿整幅，留白都留得“野”——不是文人畫的空靈，是林子里的“空”，空里還裹著風。那幅黑鳥棲高粱的畫，左邊留著大片的白，卻像野地里沒長作物的空壟，風一吹，連留白都動了起來。他曾說要“跟著自然的性子來”，林子里的草木從不會“排排站”，畫里的生靈也該有自己的位置。

他的筆墨，是“寫”出來的生命。畫高粱稈時，他用的是“屋漏痕”的筆意，線條歪歪扭扭，卻像真的稈子；點黑鳥的羽毛，是用“錐畫沙”的勁兒，墨色有干有濕，像鳥剛抖過翅膀。他曾強調“寫”比“畫”重要，一筆下去，要帶著高粱生長的勁兒，帶著黑鳥撲棱的勁兒，筆里有了勁兒，畫里的東西才活。

畫里的“苦”，是黑土地的“韌”。他愛畫秋冬的草木——霜打的葉、枯了的稈，卻從不是“衰敗”，是“攢勁兒”。那幅藤蔓圖里，葉子都卷著邊，卻用濃墨勾出筋，像凍硬了還挺著的枝。他曾說塞北的草木“苦慣了”，越冷越精神，畫它們不是畫“慘”，是畫“扛得住”——就像黑土地里的人，看著粗，卻有韌勁兒。

他把“野趣”畫成了“大美”。旁人覺得山花野草“俗”，他卻從這些“俗物”里看到了黑土地的魂。田埂上的蒲公英，絨球一吹就散，他卻用濕筆鋪出絨球的軟，再用焦墨點出根的硬，把“輕”和“韌”揉在了一起；濕地里的蘆葦，風一吹就彎，他卻用長線條拉出葦稈的直，把“柔”和“剛”裹在了一處。這些“不入時人眼”的生靈，到了他畫里，都成了關東精神的代言。

如今再看他的畫，那簇高粱、那幾只黑鳥，早不是“畫”了，是黑土地的魂——風從畫里吹出來，帶著高粱的香；鳥從墨里飛出來，帶著野地的勁兒。高卉民用一輩子的筆墨，給關東的生靈立了傳：它們不用“雅”，不用“俏”，只要帶著黑土地的粗糲與蓬勃，就是最動人的“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