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李先念得知何長工未被允許參會后，生氣反駁道：他是有功勞的

1975年8月，北京初秋，國務院禮堂的窗扇半掩。地質總局匯報會剛開始，李先念掃了一圈座位，忽然停住：“何長工同志來了沒有？”臺下有人低聲回道：“請示未批，他暫時不能參加。”空氣頓時凝固，李先念眉頭一擰，聲音陡高：“他對地質工作立過汗馬功勞，為什么不讓來？”一句話砸下，會場鴉雀無聲。

那股火氣并非空穴來風。追溯源頭，要翻到二十多年前。1950年春天，周恩來主持編制國民經濟“五年計劃”，卻被一串數字攔住：全國詳盡的礦產資料不足百分之十。沒底子，談何布局？周恩來找到毛澤東，提出“先建地質部，再談經濟建設”，并推薦何長工任副部長。毛澤東點頭，“這個人敢闖，有勁。”

彼時的何長工，右腿舊傷未愈，連走路都一瘸一拐。他皺著眉對來通知的干部說：“山高路遠，我這條腿怕拖大家后腿。”答復卻干脆：“總理點名，你就得上。”一句“上”字，帶著命令，也透著信任。

1950年7月，地質部掛牌。部長李四光主抓學術，何長工盯組織和保障。第一仗是人。全國懂地質的人屈指可數，他提出“先借、后學、再造”的三步：先從工兵、測繪、鐵路系統“借”懂技術的干部；再用訓練班迅速“學”；最后辦學“再造”。一年內，十五期訓練班從早到晚不停轉，白天聽課，夜里看巖心樣本，有時燈光通宵不滅。有人打趣：“地質部的樓，比郵電局燈還亮。”

1952年院系調整，北京、長春兩所地質學院獲批。李四光欣慰地說：“以后再不愁沒人上山了。”三年后，全國已有兩千多名高等院校畢業生奔赴野外，呼嘯的鉆機聲從塔克拉瑪干到大興安嶺此起彼伏。

人到齊，裝備卻拖后腿。進口設備貴、慢、受制約，何長工提出自建探礦機械廠。鐵道部有一座張家口機修廠，十分合適，可是歸口難調。何長工拄著拐杖跑去找呂正操，兩人都是老戰友，話不多，“要廠，請支持。”呂正操答得干脆：“給！”就這樣，第一家探礦機械廠改隸地質部。緊接著，天津一家國有印刷廠被劃歸地質部，專門印制精密地質圖。一環扣一環，裝備、資料、隊伍同時鋪開。

到1958年底，地質部累計巖心鉆探進尺一千八百萬米，探明七十九種礦產。六十四種有色及稀有金屬實現儲量數據“從零到有”，中央會議上，毛澤東點了名：“地質工作很有成績，很高興，很快。”

成績背后是苦。野外隊員長年漂泊，家屬、子女問題接踵而至。有人在陜北戈壁給部長寫信：“孩子上學難，求幫想法。”何長工看到后，把信件攤在會議桌上：“隊伍穩不穩，就看這些小事。”隨即聯絡教育、衛生、民政多個部門，幾個月內在西北、東北礦區建成“流動小學校”和衛生所。困難雖多，士氣反而更高。

1964年以后，政治風云驟起。何長工被調往地方，并在逆境中靜候時機。1973年春，毛澤東指示：“何長工沒有歷史問題。”文件下達，可地方辦事拖沓，政治結論遲遲未定，他被隔在許多重要會議之外。于是有了1975年那場尷尬。李先念的一句“他是有功勞的”，直接把問題推到臺前。幾個星期后，中央有關部門迅速補辦手續，塵埃落定。

工作崗位也重新安排。考慮到身體狀況，中央請他回到熟悉的軍隊院校系統，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副校長。蕭克、唐亮帶著文件登門：“老戰友，學校歡迎你。”何長工笑著答：“只要還走得動，就干。”此后，他把注意力全部放在教材、教員和學員身上，強調“帶兵要先育人，練膽更練腦”。

1985年，何長工遞交請退報告。文件被打回，他又補上一封說明，措辭簡潔：“不想占位，愿讓新人。”中央最終批準。兩年后，1987年12月29日，他病逝，享年八十八歲。

李先念的那句話，如今仍被不少老地質隊員提及。“沒有他，就沒那么快找到礦。”這句看似簡單的評價，映照著那個年代火熱而艱難的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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