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毛澤覃的遺孀要求再婚，毛主席說：我沒意見，但有個條件

1946年初秋，秦嶺深處。

一位年輕的紅軍戰(zhàn)士，在行軍前從貼身口袋里取出一張邊角磨損的照片看了好一會兒，又小心地塞了回去。

他叫毛楚雄，19歲，從小跟著外婆長大。

照片上的人，是他從未謀面的父親——毛澤覃。

這事兒要從頭說起，繞不開一個人：周文楠。

她是毛澤覃的遺孀。

也是毛楚雄的母親。

更是一位經(jīng)歷過4次牢獄、從白色恐怖中走出來的女共產(chǎn)黨員。1940年，她站在延安棗園的一孔窯洞門前，猶豫了很久。

那時候的她，已經(jīng)是保育院的一名老師了。

日子雖苦，但總算能喘口氣。

可她心里知道，自己想要的不是喘氣——是重新過日子。

她要再婚。

可她是烈士遺孀。

那會兒，哪怕是在延安，再婚這事兒也不是誰都能輕易開口的。

更別說她要面對的，是毛主席。

她終于開了口：“主席，我想過自己的生活了。”

毛澤東放下手里的文件，沉默了一會兒，站起來走到窗邊。

那天風很大，塵土刮得窗欞咯咯響。

他沒直接說同意或不同意，只問了一句：“楚雄現(xiàn)在跟著周外婆？”

“是的。”她回答。

毛主席點點頭，從書架上抽出一本《共產(chǎn)黨宣言》，翻到扉頁。

那上面還有毛澤覃留下的筆跡。

他看了一會兒，說：“我沒有意見。

但有個條件——你們要好好生活，不能忘了澤覃是為誰流的血。”

就這么一句話，周文楠眼圈紅了。

不是難過，是一種放下。

從1924年他們在長沙相識，到如今進窯洞請示，已經(jīng)過去整整16年。

說起來，她和毛澤覃的事兒，其實挺戲劇性的。

1924年夏天，長沙特別熱。

那時候周文楠還在含光女子職業(yè)學校讀書。

有一天，學校來了個代課老師，穿著長衫，操著一口湘潭口音，進門就在黑板上寫了八個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那人就是毛澤覃。

他講課不按課本來，從《新青年》講到安源罷工，說得滿堂熱血沸騰。

周文楠那時不過十七八，卻聽得入了神。

課后兩人慢慢接觸上了。

戀愛、革命、結(jié)婚，一切都來得快。

1926年，他們在廣州結(jié)婚。

周文楠穿的是母親陪嫁的蘇繡旗袍，可袖子里縫著一枚鐮刀錘子徽章。

那年頭，婚禮上帶著黨徽的，也不多見。

可好景不長。

第二年，“四一二”政變爆發(fā)，他們被迫分別。

周文楠在長沙被捕，懷著身孕坐牢。

孩子出生那天，外頭正是槍聲不斷。

她生下毛楚雄的那一刻，手腕還留著刑訊留下的瘀青。

毛澤覃那會兒在江西做地下工作，消息極不通暢。

后來有人傳言說周文楠母子已經(jīng)死了。

他信了這話，在蘇區(qū)另組家庭。

但誰也沒想到，這個誤會一持續(xù)，就是七年。

1935年，毛澤覃在福建作戰(zhàn)犧牲。

消息傳到延安時，周文楠已經(jīng)帶著小楚雄輾轉(zhuǎn)多地，靠黨的接應(yīng)才活了下來。

她是從地下黨那里聽說毛澤覃早已另組家庭的。

她沒怨過誰，只在回憶錄里寫了一句：“個人的悲歡，像延河里的浪花，剛翻起來就被卷走了。”

1940年，她到了延安，成了一名小學教員。

那時候她已經(jīng)不年輕了，沉默寡言，但做事利落。

那年冬天，她遇到了王英樵——一個也來自湘潭的老同志。

兩人說話都有鄉(xiāng)音，聽著親切。

慢慢地，就有了感情。

可她畢竟是烈士遺孀。

那段時間，她經(jīng)常夜里獨自坐在教室里，手里拿著那枚舊黨徽。

她猶豫了很久，才決定走進那孔窯洞。

之后的事，毛澤東說得清清楚楚，沒有任何拖泥帶水。

他沒有阻攔，也沒有贊成，他只是提醒：“你不能忘記，澤覃是為新中國流的血。”

話就這么說了。

可這話分量不輕。

他們后來結(jié)了婚。

楚雄繼續(xù)跟著外婆生活。

王英樵對這個孩子很好，把他當成親兒子一樣照顧。

楚雄長大后，也參了軍。1946年，他隨王震部隊長途跋涉，穿越秦川。

那個年代的部隊，什么都缺，吃不飽穿不暖，可大家都不叫苦。

他主動請纓做警衛(wèi)員，走在最前頭。

可惜，沒能回來。

他死在寧陜縣東江口的密林里。

那地方，后來成了三位烈士的埋骨之地。

還有一個人不能忘。

就是周陳軒，周文楠的母親。

那位裹著小腳、講究禮儀的老太太，年輕時是道臺的遺孀，晚年卻在韶山?jīng)_的土屋里，一邊種菜一邊帶外孫。

她一生經(jīng)歷了三個朝代，送走了女兒、女婿、外孫。

1956年，王英樵進京匯報，毛主席問他：“周外婆還能吃得動東北的酸菜不？”王笑著說：“能，每頓兩碗高粱飯。”

毛澤東點點頭，說：“這可是咱們家的功臣。”

1992年，哈爾濱。

周文楠病重，意識模糊，突然掙扎著要紙筆。

她在病歷紙上寫下幾個字：“四十八年…楚雄…”

她最后的目光落在床頭柜上。

那是一張黑白舊照片，毛澤覃站在講臺上，粉筆灰落滿肩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