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天絕唱：《生老病死》專輯與灼熱生命演唱會的人生答案

1989年10月，薛岳(1954-1990)與中廣資深廣播人的“民歌之母”陶曉清，到北京與歌手崔健暢談音樂，因感冒檢查出體內長有腫瘤，便回臺灣開刀割除。

當時薛岳以為麻煩已去，高興地向朋友展現身上“美麗的刀疤”，卻不知道癌細胞，已經悄悄占領了他大半的肝。

相交10多年，知道病情真相的新笛唱片公司總經理王蕙鶯，試探地問薛岳“經濟狀況如何？可有出唱片打算？”時，薛岳都說不用。

1990年3月，醫(yī)生告訴薛岳只有6個月生命了，知道病情的薛岳幾乎放棄了自己。

和每個在遭遇這突來命運的人一樣，他質疑地問天：“為什么是我？”

“雖然他在人前沒有落淚，情緒卻非常低落，不輕易妥協的他，像是打了一場敗仗似的”，曾經是薛岳室友，也是歌手的林瓊瓏訴說薛岳當時的反應。

晚上睡前獨處的時刻尤其苦，薛岳告訴他最相知的王家棟：“好幾天沒睡了，想到生死就睡不著。”

“大家都說我勇敢，其實我沒有，我常獨自躲在屋里放聲大哭，哭過了，宣泄自憐的情緒，才以大家所看到的形象出現。”

他的情緒、悲傷只留給自己，朋友也知道言語的安慰毫無助益，只能在一旁默默守候。

【發(fā)行5張專輯】

薛岳這個名字，對大陸的流行樂迷和搖滾樂迷都比較陌生，而在臺灣說到“搖滾樂”，很多人公認以薛岳為開端。

今年是薛岳逝世35周年，當年青春正好的歌迷們，現都已是中年。

一部關于薛岳去世前的紀錄片《最后的91天》又重新公開放映，看著他人生正好時神采飛揚，也看到他晚期因病消瘦，雙眼卻依舊炯炯有神的模樣。

薛岳在歌壇的存在其實很短，從1984年第1張專輯《搖滾舞臺》到1990年11月17日過世，只有7年左右，一共只出了《搖滾舞臺》、《天梯》、《不要在街上吻我》、《情不自禁》和《生老病死》這5張專輯。

在紀錄片里幻眼合唱團的成員回憶，一直到1990年9月17日薛岳舉行最后演唱會《灼熱的生命》時，他們都沒意識到薛岳即將不久于人世。

雖然當時幻眼合唱團的成員都察覺他的體能正漸漸消耗，很快就累了、也需要人照顧，可是薛岳始終都是大家的頭，永遠都是發(fā)號命令的那個人。

《灼熱的生命》這場演唱會，就像2003年“梅艷芳(1963-2003)經典金曲演唱會”最后一場那樣，永遠留在了歌迷心里，成為無法超越的經典。

顯然很多人不明白，他為什么要舉辦這場他生命中第一場，也將是最后一場的大型個人演唱會。

【感慨公布病情】

當薛岳知道自己的病情后，依然于1990年4月底隨音樂團體“民風樂府”到美國巡回演唱。

在丹佛的一座大教堂中，寫下《只想問一問》的歌詞，問“生命的河水會流到哪里？時間的軌跡會停在那刻？”

年輕的他不愿放棄，卻也找不到答案。

除了中藥、西藥都試，后來他更跑到北京去尋找秘方，“當一位氣功師父將手懸在我的手上方，問我是否感覺到氣在流動，我的心往下沉，因為實在沒有。”

心中再一次的失望，不過他卻找到了在美國《只想問一問》的答案：生命，生命在我手中。

“我的生命限期不遠，然而世上每個人的生命不都有限？生老病死，我不過少了個‘老’，既然如此，不如面對事實，努力延長生命”。薛岳說。

于是他開始看有關癌癥的書，與醫(yī)師十分合作地按時吃藥、做檢查；他也和自己的肝說話，鼓勵“它”，懇求“它”支撐下去——他想靠精神力量多爭取一點時間，以完成想做的事。

如果到了末期，不能呼吸、疼痛萬分，身上插滿管子，他將請家人為他注射嗎啡減輕疼痛，并拔掉所有的管子。

“讓我有尊嚴地死去，我不要仰賴管子，延續(xù)那已沒有生命的生命”，薛岳說出對死亡的態(tài)度。

而在拔去管子之前，他所要完成的仍是他一生專注的音樂。于是他主動去找新笛唱片公司總經理王蕙鶯，開始籌劃在心中存在已久，一張有關生命起落的專輯——《生老病死》。

在唱片制作過程中，薛岳的病情曝光了，經媒體的報導，“失去聯絡”已久的歌迷寫信、打電話，甚至寄上秘方來祝福他，對這些不為他多年努力的音樂，而因病情一夕涌來的注意及關心，薛岳似乎感慨多于喜悅。

在《生老病死》的發(fā)布會上他說：“今天來的記者，比我前4張新歌發(fā)表會總合的人數還多……媒體的力量實在很大，在1個月內將薛岳變成英雄，一個奇怪的英雄。”

他的病痛日夜消耗他的氣力，不可諱言卻也是令他聲名大噪、紅透半邊天的絕佳武器。

多年來為了一頭長發(fā)，不肯妥協而犧牲不少上電視打歌機會的他，在考慮兩天之后，接受媒體采訪。

對于這樣的結果，新笛企宣部經理卜繁齡以“凡事都有很多面，何不抓那令自己好過的一面，如果大眾因薛岳的病注意他后，能進而欣賞他的音樂，也是好的。”

【痛著錄新專輯】

薛岳一直不是一個最紅的歌者，他在而立之年出了第1張專輯《搖滾舞臺》，在這之前的10年，他是一位用心的職業(yè)鼓手，專門為流行歌手高凌風、崔苔菁等伴奏打鼓，這是一份高薪職業(yè)，月薪能達到臺幣6萬元。

第1張專輯推出后歌紅了，人卻不紅。第2張專輯《機場》將他推到最高峰，接下來的《不要在街上吻我》銷售凄慘，第4張《情不自禁》則因唱片公司倒閉而告無疾而終。

他實在不明白為何一些純靠包裝的歌星，竟能風靡大眾？老友蘇來形容他“想成功，卻找不到方法，日子總是用力的辛苦，卻求不得。”

從此他轉入幕后工作，制作了伊能靜的《十九歲的最后一天》、郭子的《純屬虛構》專輯，并在陶曉清的支持下主持廣播節(jié)目《午安陽光》。

1990年8月中推出的第5張專輯，距離上一次的專輯，已有3年時間。

這一次，和以前一樣，除了必須全心投入、擔心唱片銷量外；更難的是，他必須先戰(zhàn)勝對死亡的恐慌，以及時時在啃噬著他身體的癌細胞。

“錄音時很痛苦，我必須坐一張高腳椅，站時下盤沒依靠，氣會往下掉，而我肚子里兩個肉瘤一直在整我，不知怎么處理它，只希望它不要跑出來……”，薛岳說得冷冷靜靜，就像一般歌者在介紹新專輯時，談起錄音時發(fā)生的插曲。

為了珍惜體力，薛岳該吃藥的時間一定吃，每天早上11點到下午1點的休息時間，也會囑咐家人，不要任何人去打擾他。

在配合新藥及意志支持下，他原本一天只有2小時的體力，慢慢好轉，一天往往為演唱會練上6個小時。

雖在病中，而且生命已走到末期，但他保持一貫的堅持。

于是他和公司提出舉行一場告別演唱會，名字就叫《灼熱的生命》。

“觀眾或許會因為我的病而買演唱會的票，但他們不會給一場不精彩的演唱會掌聲。”

薛岳堅持要以他的音樂表現，而不是他的病情或勇氣，讓臺下觀眾動容。

就像在他在新專輯中的演唱，高亢處高亢，低回處低回，聲音中毫不泄露身體的病痛。

【站在演唱會上】

對活在舞臺上的藝人而言，人生真是如戲，唱死臺上，有一種凄美的壯烈。

沮喪時，薛岳也曾輕易地說過“不如唱死臺上好了”的話。

現在生命是最珍貴的，他要完成一場成功的演唱會，不要做個“唱死臺上的悲壯英雄”。

由于期望太深，排練過程難免急躁。

因演唱會頭一次和薛岳接觸的執(zhí)行制作謝淑玲表示，“知道他身體不適，剛開始還真不知如何去面對，事情稍有不順，他常會發(fā)脾氣，知道他心急，但被罵還是很難過。相處幾天后，發(fā)覺反而是他自己常將生死開玩笑地掛在嘴上，竟是比身旁的人都不避諱。再有爭辯時，如果是他不對，我也會不客氣的回嘴了。”

同樣面對薛岳，比較感性的歌手馬玉芬(馬毓芬)，就無法那么自若了，“心中很難過，又不能在他面前太感傷，怕在他面前失態(tài)，有時只有回避他。”

對薛岳而言，這場演唱會是他生命中第一場，也將是最后一場的大型個人演唱會，是實現自我理想的希望所系；他那一群“掏心掏肺”的朋友，也是集友情、義氣、感佩等復雜情懷的全力投入。

像歌手馬玉芬、許景淳為他跨刀做合音；他的外國室友司馬琦為他找來阿拉斯加4人樂團；老朋友幻眼合唱團放著自己將出版的專輯，全心投入排練；陶曉清、王家棟一旁默默守候，為他煎藥，替他開車。

還有硬件的舞臺施工、音響、燈光等工作人員……

薛岳的固執(zhí)、臭脾氣，和對朋友的義氣在歌唱界是有名的，歌手鄭怡就說“他固執(zhí)的時候，令人想掐死他；可愛的時候，又令人不得不擁抱他。”

記得有一年鄭怡過生日，因為和男友分手，心情低落，到薛岳駐唱的西餐廳去散心兼探班，薛岳知道了，便帶動全場來賓為鄭怡唱了一首生日快樂歌。

【如果還有明天】

演唱會全場兩個半小時，薛岳或靜或動唱了20幾首歌，穿插他所拿手的即興節(jié)奏帶動唱，從頭到尾毫無冷場。觀眾拍紅了手，來回應薛岳現場演出的魅力。

最后，薛岳以《如果還有明天》作為結束。

他緩緩地對現場觀眾說“明天，一直是很美麗的兩個字，如果還有明天，希望大家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如果沒有明天……”。

薛岳有些哽咽，在他沒繼續(xù)下一句時，臺下傳來大聲的回話“薛岳，一定有明天”。

在唱這首歌的后半場時，一直是邊捂著肚子唱歌，邊談笑風聲的薛岳，眼眶也紅了。

9月17日晚上，演唱會圓滿落幕，薛岳實現了他最后的心愿，隨即告別朋友、歌迷，表示要“離開人群、放掉一切，安安靜靜地找回自己嬰兒般最純真、健康的胎息。”

從他在演唱會中賣力沉穩(wěn)的表現，沒有人知道是藥物發(fā)生了作用，還是他靠著一股意志，又透支了多少殘存的體力？

薛岳舉辦完個人演唱會后，原打算再赴北京練氣功治病，但因病發(fā)住進臺北榮民總醫(yī)院。

經檢查，癌細胞已侵入腦部。為避免外界干擾，唱片公司極力隱瞞薛岳在臺灣的事實，直至薛岳陷入昏迷狀態(tài)才向外界傳出消息。

昏迷前，薛岳自知病情嚴重，剪掉他心愛的長發(fā)。

自11月1日凌晨4時昏迷后，他一直未清醒。

1990年11月7日下午2點04分，薛岳因肝癌病在睡夢中安樣辭世于臺北榮民總醫(yī)院，年僅3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