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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周恩來親自布置任務,讓王盛榮在一年之內向蘇聯交付萬噸鎢砂來換取設備。那時候礦山缺少機械,王盛榮發現香港有千噸被凍結的鎢砂,他向總理請示之后將很多鎢砂售賣了,換回了百輛卡車和汽油,并且超額完成了任務。問題出在剩余礦石的處理方面:他直接把變賣所得的款項上交到財政部,沒有經過工業部的賬目。這種“越級忠誠”平常的時候算是效率高,在運動的時候就成了“侵吞國資”的鐵證。更為諷刺的是,抄家的時候發現他宿舍床板下面塞滿了打補丁的襪子,唯一像樣的皮鞋還是1937年去蘇聯開會時由公費配發的 。
我認為王盛榮的悲劇是由于兩種邏輯的沖突所致。他在長征的時候替鄧穎超護送3.5萬的經費前往上海,一路上依靠打工來湊路費,那筆錢沒有動用過;可是在1952年卻因為省去了“層層報批”的流程差一點丟掉性命。這是“革命實干”和“行政規范”的錯位,如同他晚年所說的“以前打仗看重結果,現在建設注重流程”。實際上毛澤東生氣還有更加深入的考慮。1952年剛剛處決了劉青山、張子善,如果再殺掉王盛榮這類老革命,恐怕會讓干部隊伍感到寒心。而且王氏有著三個特殊的標簽:1927年八七會議的保衛者、救過主席性命的恩人、董必武親自點將的統戰干才。
這一背景致使貪污案成為權力博弈的切口,有人想要借著運動來清算舊賬。周恩來進行復查也具有一定的意味。他讓財政部調出王盛榮上交款項的原始憑證,發現簽名日期比舉報早了半個月。
這筆錢不明不白地被記錄成為“匿名愛國捐款”,直到進行查賬的時候才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這就好像跟官僚體系開了一個玩笑:最為遵守規矩的人反倒被規矩所傷害。但是王盛榮始終十分強硬。他在監獄里面度過了兩年零五個月的時間卻沒有書寫一份檢討。被降職成為副處長之后就拄著拐杖前往工地。在1958年被指責“反對大躍進”,召開了18次批判會議,他每次都拍著桌子進行反駁。
最后有個人闖入八屆六中全會找鄧小平評理,就好像現代版的“攔轎喊冤”。或許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毛澤東說“立刻放人”,救下的不只是王盛榮,還有某種實事求是的精神。1979年湖北省委給王氏平反的時候,檔案里夾著一份特殊的材料——當年用鎢砂換的卡車,到70年代還在礦山服役。很多鐵疙瘩的使用壽命,比任何的辯解都更有力量。所以重新閱讀這段歷史,會發現它就像多棱鏡一樣。照出法治的不成熟,又折射出人情的溫度;映出斗爭的殘酷,卻透出信念的堅定性。
當王盛榮百歲離世的時候,在他的墓前有人放置了一塊鎢礦石。那塊石頭呈現出灰灰的顏色,在雨中散發著金屬的光澤。好像在訴說著,真相也許會遲到,但是絕對不會不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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