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袁殊刺殺李士群失敗，被捕后潘漢年指示：通知日本人救人

1982年9月6日傍晚，北京西郊的秋風已有涼意，一份批示從中共中央辦公廳傳出——“同意恢復袁殊原名”。三行公文看似平常，卻讓年近古稀的曾達齋沉默良久。他換回本名那一刻，很多塵封的片段重新浮現：特科暗號、巖井公館、76號看守所，以及那通決定生死的電話。

時間撥回四十三年前，1939年3月，上海法租界燈影搖曳。軍統密令抵達袁殊手中，目標直指汪偽76號特工總部頭號干將李士群。李曾先后投靠中統、日偽，行事狠辣，戴笠已多次派人行刺均告挫敗，這一次，他把籌碼壓在了“會說日語、能拿到日偽出入證”的袁殊身上。

袁殊接令后沒有急于動手。他明白李士群周邊三道防線層層交叉，貿然靠近必暴露。于是，他借“巖井公館聯絡官”身份，多次出入虹口、靜安一帶，摸清李士群出行路線和衛隊班次，為的是找到唯一的空當。計劃在霞飛路咖啡店門口動手，槍聲掩在車馬嘈雜里，兩分鐘結束戰斗。

然而人算終究敵不過意外。3月18日清晨，軍統駐滬站長王天木被捕并當場倒戈，刺殺方案、人員名單盡落李士群手中。當天下午，袁殊剛走進霞飛路公寓，便被守候多時的76號行動隊攔下?！巴跽鹃L已坦白一切！”對方語氣陰冷。槍口頂住胸膛的那刻，袁殊知道自己再有本事，一旦身份坐實，等待他的要么嚴刑，要么槍決。

進了看守所，李士群先軟后硬。審訊時，他陰惻惻地拋出條件：“只要點頭合作，地位、金錢都不是問題。”袁殊輕描淡寫回了一句：“我還沒想好?！北砻骀偠?，心里其實飛快權衡——此時任何阻抗都只是送死，唯一能做的，是向外界傳遞求救信號。機會很快就來了，妻子馬景星按慣例送進換洗衣物，袁殊趁看守不備，低聲囑咐：“去找潘先生，越快越好。”

潘先生即潘漢年。彼時的潘漢年在上海地下黨系統中地位舉足輕重，深知“袁殊失手”意味著兩件事：第一，巖井公館情報網恐全盤暴露；第二，黨在汪偽高層布設的暗線可能隨之斷裂。潘漢年權衡再三，竟提出一個聽上去極荒誕的指令：向日本領事館求援。

“立刻撥通巖井英一的電話?！边@是潘漢年給馬景星的原話。用日本人的手，把被日本人嫌疑抓住的中國人救出來，看似天方夜譚，卻是唯一可走的縫隙。巖井英一長期依賴袁殊提供對軍統、對中統的“雙面情報”，深知失去袁殊，將等于失去在上海的耳目，他不能袖手旁觀。

電話僅通了不到十分鐘，巖井拍案而起，直奔76號。面對來勢洶洶的日本副總領事，李士群再蠻橫也不敢翻臉——76號終歸是日偽體系的“看門狗”，主子發話，他只能把人交出。于是，刺殺案無疾而終，袁殊帶著臉上未消的紅腫，被“敵人”親手領出牢門。

獲釋并不意味著安全。李士群盯得更緊，日本方面也期待袁殊拿出“投桃報李”的成果。為了穩住雙方，袁殊建議巖井英一啟動“興亞建國運動”方案：利用文化宣傳拉攏上海知識界，為日偽政權包裝和平假象。巖井大喜過望，將巖井公館的經費、人事幾乎全權交由袁殊。殊不知，這一舉動等于把日偽核心檔案敞開給中共地下黨。

自此四年間，大量戰略文件、軍事調動、電臺密碼經袁殊之手源源不斷匯往延安。為了增強可信度，他還故意泄露幾份“拼湊”的次要信息供李士群驗證。李察覺不到破綻，對他半信半疑又舍不得動手，一直到1945年日軍潰敗離滬，兩人竟再未正面交鋒。

刺殺失敗、被捕、被救，這場看似荒誕的三回合博弈，折射的是彼時上海情報戰的錯綜復雜。軍統要李士群的命，中統惦記袁殊的才，日本人想借他制衡汪精衛，而中共則需要一條潛入汪偽內部的暗道。各方盤算互相咬合，最終讓“通知日本人救人”這一幕成為可能。

抗戰勝利后，袁殊借口整合資產，把汪偽殘存機構的金庫一舉收攏，隨后將大量黃金、鈔票以及數千份檔案移交上海地下黨。他自己則低調撤往蘇北解放區，開始新的身份：華東情報系統顧問。國民黨懸賞捉拿，卻再也無跡可尋。

進入五十年代，袁殊改名曾達齋，被納入國家安全系統。由于此前“汪偽高官”“日偽高級顧問”這兩頂帽子過于扎眼，組織以保護與保密為先，鮮少在公開材料中提及他的貢獻。直到1982年，各項檔案核對完畢，恢復原名才水到渠成。

身邊人問他為何不寫回憶錄留給后人，他擺擺手：“情報不是故事書，寫出來就沒用了。”一句輕描淡寫，道盡許多暗線一生不得宣之于口的宿命。

袁殊逝世于1987年11月26日，骨灰盒蓋著黨旗，被安放在八寶山烈士墻。在場的同行大多低頭無語，因為他們清楚：如果沒有那通讓日本領事“救走”自己的電話，大量關乎國事的大局可能會被另一條時間線改寫。打入敵穴，從失敗中死里逃生，再借敵手挽救自己——1939年這場驚險轉折，是袁殊傳奇生涯里最具戲劇張力的章節，亦是上海灘諜影里一段繞不開的暗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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