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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鶴崗”成為動詞
在中國當代城市的語義場中,“鶴崗”已完成了從地理名詞到文化動詞的轉變。它不再僅僅指代黑龍江東部那座因煤而興、因煤而衰的邊陲小城,而是成為一個充滿張力的行動指令:一種對主流生存路徑的背離,一種對“發展主義”單一敘事的溫和抵抗,一種在高度原子化的社會中重建生活基本盤的嘗試。
易白的《鶴崗往事》之所以重要,恰恰在于它沒有將這種遷徙浪漫化為田園牧歌式的“歸隱”,也沒有貶低為失敗者無奈的退守。相反,小說以近乎人類學田野調查的耐心,解剖了一場遷徙的全過程:從深圳辦公室最后一通催收電話的計算冷靜,到鶴崗老房子里第一次暖氣故障的生存恐慌;從南方海鮮粥與北方燉菜的味道對峙,到陽臺三棵向日葵緩慢而倔強的生長周期。這種筆觸讓我們看到,遷徙不是空間轉換的瞬間動作,而是一場漫長的、滲透在日常毛細血管中的精神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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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陳雁北:在“成功學”廢墟上重建生活語法
主人公陳雁北的塑造,體現了作者對當代中產困境的深刻洞察。這個三十五歲的平面設計師,身上疊加著多重時代印記:他是互聯網創業黃金期的參與者,是房價飆升的見證者與受害者,是“財務自由”話語的消費者與幻滅者。他的負債數額——一百八十余萬——被作者精心設定在一個微妙區間:足夠壓垮一個家庭,卻又不足以成為社會新聞中的“奇觀”。正是這種普通的絕望,構成了最具代表性的當代創傷。
陳雁北的遷徙決定,建立在一系列精確計算之上。小說中反復出現的賬本場景——深圳月支出兩萬三,鶴崗月支出三千二——不是簡單的數字對比,而是一套生活哲學的顯影劑。他選擇的不是“逃離”,而是一種基于現實考量的戰略轉移。這種將人生重大抉擇降維至Excel表格的思維模式,本身就是高度理性化、高度工具化的現代心智的產物。
耐人尋味的是陳雁北的職業身份:設計師。這個依靠創意和手藝生存的職業,在互聯網時代具備了地理流動性。作者敏銳地捕捉到這一時代變化:當遠程協作成為可能,當價值創造逐漸與物理空間解綁,“在哪里生活”這個古老問題被賦予了新的答案空間。陳雁北在鶴崗繼續為深圳、北京客戶設計LOGO的情節,不僅合理,更隱喻著一種新型城鄉關系的可能性——小城市成為生活容器,大城市成為價值實現場域,二者通過數字網絡重新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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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雪融:被看見的“次要人生”
如果說陳雁北的敘事主線是關于生存策略的重構,那么妻子林雪融的支線則是關于自我價值的重新發現。這個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曾有藝術夢想的女性,在家庭經濟壓力下逐漸退居為“妻子”和“母親”的背景板。她的沉默,是無數中國女性職業生涯中斷的縮影。
遷徙到鶴崗,對于林雪融而言,意外地創造了一個“允許失敗”的空間。低成本的生活降低了試錯成本,她可以重拾畫筆而不必考慮市場回報,可以在社區教孩子畫畫而不必擔心課時費高低。這種“無壓力創作”的環境,反而讓她找回了藝術創作的本真狀態。從臨摹窗花到創作《北國四季》系列,再到作品入選哈爾濱畫展,她的藝術之路不是天才的橫空出世,而是普通人在去除生存焦慮后,創造力的自然復蘇。
林雪融與社區老人們的關系網絡,構成了小說溫暖的內核。在鶴崗的老舊小區里,鄰里關系尚未被商品樓的防盜門徹底隔絕。劉鐵柱奶奶教她燉菜、送她瓜子、幫她看家的情節,重建了一種基于地緣的互助倫理。這種倫理不是懷舊式的美化,而是對現代城市人際關系疏離的一種功能性補充。林雪融在這里不僅找到了生活導師,更在教社區孩子畫畫的過程中,實現了知識傳遞和社會價值的確證。
四、鶴崗:作為方法的地理
小說對鶴崗這座城市的書寫,擺脫了兩種常見窠臼:既非“苦難敘事”中等待拯救的衰落工業城,也非“田園敘事”中被浪漫化的遠方烏托邦。作者呈現的是一個有灰塵也有陽光、有寒冷也有溫暖的復雜實體。
鶴崗的四季在小說中具有結構功能。冬天的嚴寒是外來者必須通過的成年禮——暖氣故障、水管凍裂、出門全副武裝的窘迫,這些生存技能的習得過程,正是身體與土地建立聯系的儀式。春天的緩慢解凍(“地穿甲”、屋檐滴水)對應著心理的逐漸適應。夏天短暫的絢爛(向日葵花田、森林徒步)則提供了精神補償。這種季節韻律的強調,有意與深圳“恒溫恒濕”的現代性空間形成對照,重新將人置于自然節律之中。
更具深意的是鶴崗代表的“收縮型城市”語境。這座城市的人口流失、房價洼地、基礎設施老化,在主流發展敘事中常被視作“問題”。但小說通過陳雁北一家的經歷,暗示了另一種可能性:收縮也可能意味著壓力的釋放、競爭的緩和、生活節奏的自主。當供熱站老王說“鍋爐三十年了早該換,但政府沒錢”時,背后是一種與高速增長不同的時間感——不是“迭代更新”的互聯網時間,而是“修修補補”的日常生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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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敘事美學:克制的力量與留白的智慧
《鶴崗往事》的文學成就,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其克制的敘事美學。作者有意避免了戲劇性沖突的堆砌,拒絕了情感宣泄的誘惑,選擇用白描手法記錄日常的肌理。
這種克制體現在多個層面。語言上,句子簡短,形容詞節制,多用動詞和名詞構建場景。情感表達上,人物在最艱難的時刻也保持著某種體面——陳雁北接到催收電話時的冷靜計算,林雪融想家時的默默流淚,陳鶴生想爺爺奶奶時的懂事提問。這種克制不是冷漠,而是一種尊嚴:即使在困境中,人依然試圖維持精神世界的秩序。
小說的留白藝術同樣精湛。陳雁北在深圳的創業失敗細節被有意模糊,只通過零星閃回和物品處理(公司執照、設計稿)暗示;林雪融的藝術覺醒過程沒有頓悟時刻,只有日復一日的練習和偶然的機會;鶴崗本地人對遷徙者的看法,更多通過行動(幫忙、邀請、分享)而非言論表達。這些留白邀請讀者參與意義的建構,使閱讀成為一場安靜的共鳴。
特別值得稱道的是細節的運用。從窗戶塑料膜的貼法、暖氣放氣的噗嗤聲,到炒瓜子的火候、燉菜時白菜要手撕不能刀切,這些看似瑣碎的細節構成了生活真實感的基石。它們證明作者深諳一個道理:生活的重量不在宏大宣言中,而在日復一日的動作重復里。
六、遷徙倫理:對“家”的重新定義
《鶴崗往事》本質上是一部關于“家”的小說。但它拆解了關于“家”的三種傳統想象:潮汕老家代表的血緣宗族之家,深圳出租屋代表的臨時租賃之家,鶴崗自有房屋代表的自我建造之家。
陳雁北將老房子墻面切下一塊帶到鶴崗的情節,是全書最富象征意義的設定之一。這塊墻不僅是童年記憶的載體,更是文化基因的移植。它暗示著遷徙不是與過去的斷裂,而是攜帶歷史進入新時空的連續過程。父親陳海生那句“你退一步,不是認輸,是換個方向”,完成了兩代人在不同語境下對“家”的理解的和解——父親一輩的“家”是祖輩之地,兒子一輩的“家”是可選擇、可建造的生存空間。
小說還探討了數字時代的新型家庭形態。陳雁北的工作室沒有物理地址,客戶來自全國各地;林雪融的畫作通過互聯網傳播、銷售;家庭與潮汕父母的聯系依靠視頻通話。這種“遠程親密關系”是當代遷徙者的普遍經驗。它既提供了某種自由(地理不再限制職業),也制造了新的困境(父母生病時的無力感)。小說沒有簡單評判,而是呈現了這種狀態的復雜性。
七、時代切片與未來寓言
將《鶴崗往事》置于更大的時代圖景中,我們可以讀出三層意義:
首先,它是中國城市化新階段的文學記錄。當超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超過臨界點,當遠程辦公技術逐漸成熟,當“成功”的定義開始多元化,人口從中心向邊緣、從高成本區間向低成本區間的反向流動將成為結構性現象。小說捕捉的正是這一趨勢初現時的微觀樣態。
其次,它是對“發展主義”單一敘事的文學反思。小說中反復出現的計算(成本計算、風險計算、機會成本計算),本質是對“增長至上”邏輯的挪用與轉向——用同樣的工具理性,推導出截然不同的生活選擇。這暗示著一種可能:當代中國人正在用現代性賦予的理性工具,來治療現代性造成的創傷。
最后,它提供了一種“向下流動”的精神資源。在崇尚“向上爬升”的社會語境中,主動選擇“向下流動”需要巨大的心理能量。小說通過陳雁北一家的經歷,為這種選擇賦予了尊嚴和意義:向下不是墜落,而是著陸;不是放棄,而是重新掌握生活的定義權。
在不確定的時代,如何建造自己的生活
《鶴崗往事》最終回答了一個質樸而緊迫的問題: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普通人如何建造屬于自己的、有尊嚴的生活?
易白的答案是:通過精確的計算與勇敢的選擇,通過對手藝的忠誠與對日常的耐心,通過重建社區連接與家庭紐帶,通過接受季節的教誨與土地的節奏。這種生活不一定耀眼,但足夠堅實;不一定富裕,但足夠自主;不一定符合主流期待,但足夠真實。
小說結尾,陳雁北站在鶴崗的陽臺上,看著五年來的第三個冬天。雪還在下,屋里很暖。這個畫面之所以動人,不是因為它展示了某個問題的最終解決,而是因為它證明:在時代的巨浪中,普通人依然可以找到自己的礁石,并在上面建造一座小而溫暖的燈塔。
這或許就是文學在這個焦慮時代的意義:不是提供逃逸的幻想,而是展示如何與真實的世界談判、妥協、共生,并最終在其中開辟出一片屬于自己的、可以好好呼吸的空間。《鶴崗往事》做到了這一點,以罕見的誠懇、耐心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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