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63年4月的一個下午，北京城里還沒完全熱起來，但在一個不起眼的寓所里，發生了一件能把人下巴驚掉的事兒。
剛拿到特赦通知書沒幾天的康澤，手里正捧著一張舊報紙在那看。
這老頭平時看著挺沉穩，怎么說也是當過國民黨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的人，什么大風大浪沒見過？
可看著看著，這人突然就不對勁了，兩只眼睛瞪得像銅鈴，渾身抖得跟篩糠似的，緊接著“噗通”一聲，直挺挺地砸在地板上，直接暈過去了。
家里人嚇得半死，趕緊又是掐人中又是喊醫生。
要知道，這康澤當年可是號稱國民黨里的“硬骨頭”，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那是敢跟杜聿明拍桌子瞪眼的主兒。
其實擊垮他的不是什么恐嚇信，而是他活了半輩子才看明白的一個真相：在真正的政治胸襟面前，他那點所謂的“氣節”，簡直就是個笑話。
這事兒吧，還得從他在死人堆里那場尷尬的“表演”說起。
把時間撥回到1948年7月（那會兒大家都說是1947，其實那是誤傳，襄樊戰役正經是在48年夏天）。
那時候的康澤，手里握著蔣介石給的尚方寶劍，坐鎮襄陽。
這人身份可不一般，他是黃埔三期的，跟戴笠并稱“康戴二公”，手里那是沾滿了共產黨人的血。
老蔣派他去守襄陽，就是覺得這人“夠狠”，能壓住陣腳。
但他千算萬算，沒算到對手是王近山。
王近山是誰？
那是《亮劍》里李云龍的原型，出了名的“王瘋子”。
康澤在城里又是修碉堡又是挖戰壕，自以為熟讀兵書，覺得解放軍肯定得從南邊那是山地攻過來。
結果王近山根本不按套路出牌，人家玩的是“撇開南山，直取西門”，大軍像鐵鉗子一樣直接卡住了襄陽的咽喉。
仗打到最后，康澤的司令部都被包圍了。
這時候，最諷刺的一幕來了。
他的副司令胡學熙，哆哆嗦嗦地給他找來一套大頭兵的破衣服，讓他趕緊換上，混在亂軍里還能保條命。
按理說，這都火燒眉毛了，保命要緊吧？
可康澤這人，偶像包袱重得要命。
他把那破衣服往地上一摔，梗著脖子吼：“這不是我康澤的為人！
我怎么能穿這個？”
看著是不是特有骨氣？
是不是覺得他下一秒就要拔槍自盡，殺身成仁了？
拉倒吧。
那個發誓要“與城共存亡”的康澤，在城破的最后一刻，槍里的子彈一顆沒少，人卻不見了。
解放軍戰士挖地三尺找他，最后你猜在哪找到的？
是在地道盡頭的一個死人堆里。
被戰士們從尸體堆里拖出來的時候，這位“鐵血”司令官渾身是血（別人的血），躺在地上裝死狗，那是連眼皮都不敢動一下。
直到有個班長看不過去了，吼了一嗓子：“再不起來，老子給你補一槍！”
這就神了，剛才還像具僵尸的康澤，“噌”地一下就從地上彈了起來，兩只手舉得比誰都高，嘴里喊著：“我投降！
別開槍！
我是康澤！”
這還不算完，他緊接著就一臉諂媚地問解放軍有沒有醫生，能不能給他看看那條并沒有斷的胳膊。
平時喊口號震天響，真到時候膝蓋比誰都軟，這就是那幫所謂“黨國精英”的通病。
被俘后的康澤，日子過得那是相當煎熬。
這種煎熬不是因為有人虐待他，而是因為他心里的鬼在打架。
一邊是血債。
他在江西蘇區搞“別動隊”的時候，那是真的殺人不眨眼，甚至在襄陽這一仗，他還喪心病狂地下令放了黃磷毒氣彈。
后來劉伯承元帥審問他的時候，問他知不知道黃磷彈有毒、燒民房有罪？
康澤嚇得只會像復讀機一樣念叨：“我有罪，我有罪。”
他心里門清，按他干的那些缺德事，槍斃他十次都算便宜他了。
另一邊呢，是蔣介石那神一樣的操作。
襄陽一丟，康澤被俘的消息還沒傳開，老蔣為了面子，直接對外宣布：“康澤將軍壯烈殉國！”
好家伙，追悼會都準備開了，眼淚都醞釀好了。
這一巴掌打得，蔣介石的臉都腫了。
對于康澤來說，這消息簡直比殺了他還難受。
這意味著在國民黨那邊，他已經是個“死人”了；在共產黨這邊，他是個戰犯。
天地之大，愣是沒了他站腳的地方。
進了功德林監獄以后，康澤為了掩飾自己心里的慌，就開始裝“刺猬”。
他變得特別敏感、孤傲，甚至有點神經質。
他看不起那些同樣被俘的將領，覺得自己跟他們不一樣，還經常端著架子去“教育”杜聿明，說什么要守住黃埔學生的“氣節”。
這不是扯淡嗎？
大家都穿著號服在縫紉機前踩踏板，誰比誰高貴啊？
邱行湘當時就差點沒忍住要揍他，罵他帶著個“花崗巖腦袋”去見上帝。
那陣子，康澤整天陰沉著臉，拒絕改造，拒絕說話，就像塊又臭又硬的石頭。
他認定自己必死無疑，共產黨現在不殺他，那就是為了以后慢慢折磨他。
可是，真正把這塊石頭砸碎的，不是審訊室的燈光，而是醫院的一張病床。
那是1956年前后的事兒，康澤的老毛病犯了，心臟病加上高血壓，眼看人就不行了。
他當時躺在床上想，這回算是解脫了，共產黨肯定巴不得他早點死，省得浪費糧食。
結果呢？
監獄管理方不僅第一時間把他送到了最好的醫院，還專門請了專家會診。
最讓康澤震驚的是，醫生給他用了當時那是比金子還貴的進口特效藥。
那時候國家也不富裕，外匯多緊張啊，可為了救他這個“劊子手”，那是真舍得下本錢。
當康澤醒過來，知道這一切的時候，這個在戰場上都沒掉過淚的特務頭子，躲在被窩里哭得像個孩子。
給他開追悼會的是他效忠了一輩子的“領袖”，把他從鬼門關硬生生拉回來的是他恨了一輩子的“敵人”。
這種反差，比任何政治課都管用。
從那以后，那個滿身是刺的康澤不見了。
他開始瘋狂地寫交代材料，憑著特務出身那驚人的記憶力，把關于“復興社”、關于國民黨特務系統的幾千份絕密史料，那是竹筒倒豆子全寫出來了。
這些東西，后來都成了研究民國歷史的寶貝疙瘩。
但他心里始終還有個疙瘩沒解開：毛主席到底知不知道他這號人？
要是知道了，會怎么發落他？
這個懸念，一直留到了1963年。
也就是開頭那一幕。
他在報紙上清清楚楚地看到，毛主席在提到怎么處置像康澤這樣罪大惡極的特務頭子時，沒有說“殺之而后快”，而是說了這么一番話：
“康澤這個人，雖然罪大惡極，但是殺了他有什么用呢？
殺了他，也就是多了一個死人，少了一個活著的反面教員。
不殺他，讓他改造，讓他寫出那段歷史，對國家、對人民、對后代都有好處。”
那一刻，康澤才明白，自己這十幾年的茍活，不是因為被遺忘，而是因為一種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政治智慧和胸襟。
他暈倒，是因為羞愧，更是因為那種靈魂深處的震撼。
他把自己當個人物，可在人家眼里，他的生死是放在歷史的天平上衡量的。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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