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量子世界時,最令人困惑也最具魅力的話題,莫過于它的 “不確定性”。
很多人會忍不住追問:量子世界為何是不確定的?微觀粒子為何不能擁有確定的狀態?如果用最直白的語言回答,答案其實只有三個字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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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個 “不知道” 背后,卻藏著物理學界百年來的探索、爭論與突破,它并非簡單的無知,而是人類在認知邊界上的清醒認知。
物理學家們無疑是人類中最具智慧的群體之一,他們能在復雜的數學公式中推導宇宙規律,能在精密的實驗里捕捉微觀粒子的蹤跡。但在量子世界不確定性的 “底層邏輯” 面前,他們與我們這些普通 “吃瓜群眾” 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 —— 沒有人能確切回答 “為什么”。
不過,這種 “不知道” 存在著本質的等級差異:普通人的 “不知道”,可能停留在對量子概念的懵懂;而物理學家的 “不知道”,是在掌握了海量實驗數據、建立了完整理論框架后,對 “世界本質為何如此” 的深層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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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們都不知道 “宇宙誕生之前是什么”,但天文學家能通過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星系紅移等證據,描繪出宇宙大爆炸后的演化歷程,而普通人只能憑借想象去猜測。量子世界的研究也是如此,物理學家雖然沒找到不確定性的終極答案,卻早已摸清了它的 “脾氣”,構建起了量子力學這門嚴謹的科學體系。
量子力學不是物理學家憑空創造的理論,而是他們在探索微觀世界過程中發現的 “客觀規律集合”。就像牛頓發現萬有引力、麥克斯韋統一電磁學一樣,量子力學的定律原本就存在于自然界中,人類能做的,只是通過實驗觀測去發現它、用數學語言去描述它,再利用它為技術創新服務 —— 比如如今廣泛應用的量子計算機、量子通信,都是量子力學規律的實際應用。
很多人會產生一種誤解,認為是科學家 “規定” 了量子世界的不確定性,甚至會質疑:“為什么量子世界不允許微觀粒子同時擁有確定的位置和速度?” 但實際上,這種質疑的方向從一開始就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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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世界的不確定性,不是 “不允許”,而是 “它本來就是這樣”。物理學家只是通過實驗,發現了 “微觀粒子無法同時擁有確定位置和速度” 這個事實,就像人類發現 “蘋果會落地” 一樣,這是對客觀現象的總結,而非主觀規定。至于 “為什么微觀粒子會有這樣的特性”,目前沒有人能給出答案 —— 哪怕是愛因斯坦、玻爾這樣的物理學巨匠,也只能在這個問題上束手無策。但 “不知道原因”,并不妨礙我們去研究 “它如何表現”,這正是科學探索的核心邏輯:先描述現象、總結規律,再逐步追溯本質。
要理解量子世界的不確定性,就繞不開物理學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公式 ——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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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原理用數學語言清晰地界定了微觀粒子不確定性的范圍:微觀粒子位置的不確定性(Δx)與速度的不確定性(Δv)的乘積,必然不小于一個固定的常數(?/2m,其中?是約化普朗克常數,m 是粒子質量)。這個常數有多小呢?普朗克常數本身約為 6.626×10^-34 焦耳?秒,除以 2m 后,數值更是小到難以想象。但關鍵在于,它 “不為零”—— 這就意味著,微觀粒子的位置和速度,永遠不可能同時達到 “完全確定” 的狀態(即不確定性為零)。
舉個例子,如果你想更精確地測量一個電子的位置(讓 Δx 變小),那么根據不確定性原理,它速度的不確定性(Δv)就會隨之變大;反之,如果你想更準確地知道它的速度,它的位置就會變得更加模糊。這種 “此消彼長” 的關系,不是因為我們的測量工具不夠精密,而是微觀粒子的固有屬性。就像我們無法讓一個圓同時擁有 “絕對的半徑” 和 “絕對的周長”(因為 π 是無限不循環小數),微觀粒子也無法同時擁有確定的位置和速度 —— 這是由量子世界的基本規則決定的。
很多人會把這種不確定性歸咎于 “測量干擾”,這也是網絡上最常見的一種科普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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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觀點認為:我們要觀測微觀粒子,就必須用光子去照射它(因為觀測本質上是 “光信號的傳遞”),而光子具有能量,會與微觀粒子發生碰撞,從而改變粒子的運動狀態,導致我們無法同時準確測量它的位置和速度。這種解釋看似合理,也符合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 —— 比如用溫度計測量水溫時,溫度計本身會吸收少量熱量,導致測量結果與實際水溫有微小偏差。但在量子世界里,這種 “測量干擾說” 是不嚴謹的,甚至可以說是錯誤的。
量子世界的不確定性,不是 “觀測導致的干擾”,而是 “粒子本身就處于不確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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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我們能找到一種完全不干擾粒子的觀測方式(比如假設存在 “無質量、無能量” 的觀測粒子),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依然無法同時確定。因為在觀測之前,微觀粒子根本就沒有一個 “確定的狀態”—— 它不是 “已經有了確定位置和速度,只是被觀測干擾了”,而是 “在觀測之前,位置和速度本身就是模糊的、處于多種可能性疊加的狀態”。這才是不確定性原理的核心內涵,也是它與宏觀世界規律最根本的區別。
如果說不確定性原理是 “理論層面的描述”,那么電子雙縫干涉實驗就是 “實驗層面的鐵證”。這個實驗不僅證明了微觀粒子的不確定性真實存在,還徹底顛覆了我們對 “物質狀態” 的固有認知,讓我們不得不接受一個看似荒謬的結論:微觀粒子可以 “同時處于多個位置”,可以 “既是粒子又是波”。
電子雙縫干涉實驗的裝置很簡單:一個電子發射器,一個開有兩條狹縫的擋板,一個接收電子的熒光屏。實驗過程分為兩步:第一步,不觀測電子的運動軌跡,讓電子自由穿過狹縫;第二步,在狹縫處安裝觀測裝置,記錄電子穿過哪條狹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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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不觀測電子時,神奇的事情發生了:電子穿過雙縫后,在熒光屏上形成了明暗相間的 “干涉條紋”。而干涉現象是 “波” 的典型特征 —— 比如水波穿過兩個小孔后,會在水面上形成相互疊加的干涉圖案。這就意味著,電子在不被觀測時,表現出了 “波的屬性”,它不是像子彈一樣 “穿過某一條狹縫”,而是像水波一樣 “同時穿過兩條狹縫”,然后自己與自己發生干涉,最終在熒光屏上形成干涉條紋。
如果我們把電子看作宏觀世界中的 “粒子”(比如玻璃球),這種現象就完全無法理解 —— 一個玻璃球怎么可能同時穿過兩條狹縫,還自己和自己干涉呢?但在微觀世界里,電子就是如此 “詭異”。更顛覆認知的是,當我們在狹縫處安裝觀測裝置,試圖看清電子到底穿過哪條狹縫時,熒光屏上的干涉條紋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兩條清晰的 “亮斑”—— 就像子彈穿過兩條狹縫后,在靶紙上留下的兩個彈孔。這說明,當電子被觀測時,它突然從 “波的狀態” 變成了 “粒子的狀態”,原本的不確定性消失了,只留下一個確定的運動軌跡。
這個實驗的結果,用物理學的語言描述就是:觀測導致了 “波函數坍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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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觀測時,電子的狀態用 “波函數” 來描述,波函數包含了電子所有可能的位置和速度(就像 “概率云” 一樣,在不同位置有不同的出現概率);而當我們進行觀測時,波函數會瞬間 “坍縮”,電子從 “多種可能性疊加的狀態” 變成 “唯一確定的狀態”,不確定性也就暫時消失了。
這個過程就像一場 “薛定諤的貓” 實驗:在打開盒子之前,貓處于 “既死又活” 的疊加態;打開盒子的瞬間(觀測行為),貓的狀態才坍縮為 “死” 或 “活” 中的一種。只不過電子雙縫干涉實驗更直接,它用看得見的 “干涉條紋” 和 “亮斑”,證明了疊加態和波函數坍縮的真實存在。
很多人會因此陷入更深的困惑:如果觀測能改變微觀粒子的狀態,那 “客觀世界” 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因為世界的狀態取決于我們是否觀測它 —— 這似乎違背了我們對 “客觀現實” 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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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來看,這就是量子世界的真實面貌:微觀粒子的 “確定性”,是觀測賦予的;在沒有觀測的情況下,它們只以 “概率云” 的形式存在。這種認知雖然顛覆三觀,但無數實驗已經證明,它是正確的。
量子世界的不確定性,不僅讓普通人困惑,也讓物理學家們分成了兩大陣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愛因斯坦與玻爾之間的論戰。這場論戰持續了數十年,不僅是兩個人的學術之爭,更是對 “量子力學本質” 的深刻探討,至今仍影響著我們對量子世界的認知。
很多人誤以為愛因斯坦 “反對量子力學”,但實際上,愛因斯坦是量子力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在 1905 年提出的 “光子假說”,解釋了光電效應,首次證明了光具有 “波粒二象性”,為量子力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愛因斯坦反對的,不是量子力學本身,而是以玻爾為首的 “哥本哈根詮釋”—— 這是當時量子力學的主流詮釋,核心觀點就是 “不確定性是量子世界的固有屬性,不存在更深層次的規律來解釋它”。
愛因斯坦始終堅信,量子世界的不確定性只是 “表象”,背后一定存在某種未被發現的 “隱變量”。他認為,微觀粒子之所以表現出不確定性,是因為我們還沒有找到這些隱變量 —— 就像我們看到硬幣在旋轉時 “既是正面又是反面”,但實際上,硬幣在每個瞬間都有確定的狀態,只是我們看不到它的旋轉細節(隱變量),才誤以為它處于疊加態。如果能找到隱變量,就能準確預測微觀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量子世界的 “確定性” 就能恢復,不確定性原理也只是一個暫時的、不完整的理論。
為了反駁哥本哈根詮釋,愛因斯坦在 1935 年與波多爾斯基、羅森共同提出了 “EPR 悖論”(以三人名字首字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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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假設存在兩個相互糾纏的微觀粒子(比如電子),根據量子力學,這兩個粒子的狀態是 “關聯” 的 —— 只要測量其中一個粒子的自旋,另一個粒子的自旋就會瞬間確定,無論它們相距多遠(哪怕是光年尺度)。愛因斯坦認為,這種 “超距作用” 違背了相對論中的 “光速不變原理”(信息傳遞速度不能超過光速),因此量子力學是 “不完整的”,隱變量一定存在,兩個粒子的自旋在分離時就已經確定,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就像兩個密封的信封,一個裝著 “正面”,一個裝著 “反面”,打開一個就知道另一個,不存在 “超距作用”)。
面對愛因斯坦的質疑,玻爾進行了激烈反駁。他認為,相互糾纏的粒子是一個 “不可分割的整體”,不能把它們看作兩個獨立的個體,因此 “測量一個粒子影響另一個粒子” 的說法是錯誤的 —— 因為它們本來就是一個整體,不存在 “信息傳遞”,自然也不違背相對論。玻爾堅持認為,隱變量是不存在的,不確定性就是量子世界的固有屬性,EPR 悖論的本質是愛因斯坦用 “宏觀世界的邏輯” 去理解 “微觀世界的規律”,這本身就是錯誤的。
這場論戰持續了數十年,直到愛因斯坦和玻爾都去世后,物理學家們才通過實驗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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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物理學家貝爾提出了 “貝爾不等式”—— 這個不等式為 “隱變量是否存在” 提供了可驗證的標準:如果隱變量存在,實驗結果就會滿足貝爾不等式;如果隱變量不存在,實驗結果就會違背貝爾不等式。
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物理學家們不斷改進實驗技術,多次進行貝爾不等式的驗證實驗。其中最著名的是 2015 年的 “無漏洞貝爾實驗”,科學家們通過嚴格控制實驗條件,排除了所有可能的干擾因素,最終證明:實驗結果明確違背了貝爾不等式,隱變量不存在!這個結果意味著,愛因斯坦的觀點是錯誤的,哥本哈根詮釋得到了實驗的支持 —— 不確定性確實是量子世界的固有屬性,不存在所謂的 “隱變量” 來恢復它的確定性。
如今,哥本哈根詮釋已經成為量子力學的 “正統詮釋”,但這并不意味著量子世界的不確定性已經 “沒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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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部分物理學家認為,哥本哈根詮釋并非最終答案,比如 “多世界詮釋” 就提出:觀測不會導致波函數坍縮,而是會讓宇宙 “分裂”—— 在我們觀測電子的瞬間,宇宙會分裂成兩個平行宇宙,一個宇宙中電子穿過了左狹縫,另一個宇宙中電子穿過了右狹縫,我們只是處于其中一個宇宙中,所以只能看到一種結果。這種詮釋雖然離奇,但也能解釋量子世界的不確定性,只是目前還沒有實驗能驗證它。
量子世界的不確定性、疊加態、量子糾纏等現象,之所以讓我們覺得 “詭異”“難以接受”,本質上是因為我們生活在 “宏觀世界”,早已習慣了宏觀世界的規律 —— 在宏觀世界里,物體的位置和速度是確定的,一個物體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也不可能 “既是粒子又是波”。這種長期的生活經驗,讓我們形成了一種 “宏觀認知慣性”,當我們用這種慣性去理解微觀世界時,自然會覺得量子規律 “違背常識”。
舉個例子,我們在宏觀世界里看到的 “桌子”,它有確定的形狀、位置和質量,不會突然變成 “概率云”,也不會因為我們不看它就 “消失”。但在微觀世界里,構成桌子的原子、電子,卻處于不確定的狀態 —— 電子在原子核外 “無規則運動”,我們無法確定它在某個瞬間的具體位置,只能用 “電子云” 來描述它出現的概率。如果我們一開始就生活在微觀世界,習慣了 “粒子同時處于多個位置”“觀測改變粒子狀態” 這些規律,那么當我們第一次看到宏觀世界的 “桌子” 時,反而會覺得 “一個物體居然能一直保持確定的位置和形狀,太詭異了!”
這種 “宏觀與微觀的認知鴻溝”,其實是人類認知發展的必然階段。就像古人認為 “天圓地方”“太陽繞地球轉”,是因為他們用肉眼觀察到的宏觀現象就是如此;后來哥白尼提出 “日心說”,牛頓建立經典力學,人類才逐漸擺脫了 “宏觀認知慣性”,認識到地球繞太陽轉,宏觀物體的運動遵循經典力學規律。如今,量子力學的出現,讓我們面臨著同樣的認知突破 —— 我們需要擺脫 “宏觀認知慣性”,用全新的視角去理解微觀世界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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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量子世界的不確定性雖然 “詭異”,但它并不是 “混亂無序” 的 —— 量子力學有著嚴格的數學框架和實驗驗證,它能準確預測微觀粒子的運動概率,也能指導我們進行技術創新。比如量子計算機,就是利用了量子疊加態的特性,讓一個量子比特可以同時表示 “0” 和 “1”,從而實現了遠超傳統計算機的運算速度;量子通信則利用了量子糾纏的特性,實現了 “絕對安全” 的信息傳輸 —— 因為任何試圖竊取量子通信信息的行為,都會導致量子態坍縮,被通信雙方立即察覺。這些技術的成功應用,不僅證明了量子力學的正確性,也讓我們看到了不確定性背后的 “巨大價值”。
回到最初的問題:量子世界為什么會有不確定性?觀測行為為什么會導致波函數坍縮?目前,我們依然沒有答案。但這種 “不知道”,恰恰體現了科學的嚴謹與進步 —— 科學不是 “無所不知”,而是 “知道自己不知道”,并通過不斷的探索,逐漸接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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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曾說:“宇宙最不可理解的地方,就是它居然是可以被理解的。” 量子世界的不確定性,正是宇宙 “不可理解” 的一面,但物理學家們從未放棄對它的探索 —— 從海森堡提出不確定性原理,到玻爾與愛因斯坦的論戰,再到貝爾不等式的實驗驗證,每一步都充滿了挑戰,也每一步都讓我們離量子世界的本質更近了一點。
或許在未來的某一天,隨著物理學的進一步發展,我們會找到不確定性的終極答案 —— 可能是發現了新的物理規律,可能是建立了更完善的理論體系,也可能是徹底改變了我們對 “世界本質” 的認知。但無論如何,現在的 “不知道” 并不是終點,而是人類探索宇宙的新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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