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資匱乏的延安，羅沛霖用豬油和木頭，造出60部抗戰電臺

1941年秋，延安自然科學院的土窯洞里堆著散零件和破箱子，羅沛霖盯著圖紙，袖口是黑的，銅線不夠用，手邊只有一臺繳獲回來的殘破電臺能拆開看，桌角壓著三局的急電，三天之內要方案，前線斷了聯絡，幾支隊伍走散，每一次計算就是一條命的線，他把指尖在工裝褲上搓干凈，又去摸焊點溫度。

留過洋，見過明亮的實驗室，到了延安才知道科研也能這樣落地，拒了美國公司的高薪，穿過一道又一道封鎖線才進來，通信材料研究組的牌子掛在窯洞門口，屋里最響的是一臺手搖車床，老虎鉗開合很緊，最順手的工具還是從老鄉家借的銼刀，電子元件靠戰場繳獲，靠地下線一點點送進來。

電臺的命門是絕緣和潤滑，真空管的接點要立住，玻璃找不到，陶瓷也難見，齒輪得轉得順，進口機油早成了過去的事，夜里炊事員端來一碗油花冒著亮的湯，羅沛霖拿筷子挑起一點，搓到指腹發熱，冷下來又硬起來，他抬頭一句，“就用豬油”，絕緣用它，潤滑也用它，先把難關頂住。

支架要替換，他領人上山找木頭，盯著那些硬得像鐵的棗木，老鄉們聽說要造能“傳消息的寶貝”，家里的舊凳腿都抬來，鋸成小塊，砂紙一遍一遍打，圓柱體摸上去像石子那樣滑，再用燒紅的鐵絲燙出孔，小李磨出一手的水泡，羅沛霖把砂紙接過來，“多磨一分，信號穩一分”，火光下聲音壓得很低。

線圈轉到手上，漆包線得自己做，粗銅線砸細，桐油熬起來一層一層刷，油不夠的時候用核桃殼燒的粉去搭配豬油，通電后老是短路，七天進進出出換配方，書架上抽出一本古籍，蜂蠟和松香混成膏，涂上去，通電半小時不跳火，耳機里只剩下穩定的底噪，他把試樣編號排到墻邊。

真空管是心臟，延安做不了，靠北平和上海的地下線秘密運來，箱子打開破了半箱，沒退縮，壞的拆開，電極斷了就用細銅絲去搭，玻璃口沿打磨平，再裝回去，能亮起來的挑出來放一排，不能亮的當樣本繼續拆，廢品里生出三分之一的“復活”，做法寫在紙上，傳到各根據地的人手里。

冬天的雪壓到窯洞口，第一臺樣機要合起來，火爐滅了，呵氣成白，調試的人把手插在袖里，耳機里跳出一串摩爾斯，墻壁震動也跟著發顫，小李沖起來碰翻了裝油的小碗，油花濺到圖紙上，羅沛霖笑著抬手，“給電臺上油，算它開張”，屋里一陣笑聲又安靜回去。

消息捎到中央軍委，王諍進窯洞，手里反復掂那臺外殼是棗木的電臺，齒輪縫里見到一層淺色的豬油，他低頭看工藝又抬頭看人，話落下，“有了羅工程師，就不是‘土八路’了”，命令當場下，60部電臺，往華北華中送，前線不能再做“睜眼瞎”。

要快還要穩，批量一上來，手工棗木的規格全飄，誤差在信號上放大，羅沛霖把木匠的榫卯拉進設計，做標準模具，手搖車床統一走刀，量具沒有，用銅錢的直徑做參照，零件誤差壓到毫米以內，老鄉進院子幫忙，婦女磨木件，孩子上山去取松香和蜂蠟，村子像被畫成了一家“電臺工廠”。

日軍的“掃蕩”推過來，窯洞被炸，煙壓在門口下不去，羅沛霖沖進去，先抱出圖紙，再托起裝真空管的箱子，額頭被土塊砸出血，工裝被血水染黑，他不松手，隊伍往山里轉移，找到個臨時山洞，三天搭起木臺，車床再響，生產繼續。

前線有人看著木殼電臺皺眉，羅沛霖背著樣機上陣地，暴雨把帳篷打得直響，一臺是他們做的木頭家伙，一臺是繳獲的鐵殼電臺，雨水下來，木殼那臺信號穩到頭，鐵殼那臺受潮停擺，老通信員伸過來一只粗糙的手，“這臺更好用”，質疑散了。

適應戰場的改進沒停，雨水把豬油的絕緣拉低，他把羊油和蜂蠟攪在一起做新的潤滑劑，山地信號弱，天線支架改成可折疊的棗木結構，背著走，架起來快，《簡易電臺維護手冊》寫成小冊子，圖解占大半，用最簡單的字告訴戰士先排哪一點再換哪一塊。

1943年夏，六十部交付前線，地道戰里它們在暗處把消息送出去，指揮員靠它看清日軍動向，幾次突圍都踩準節奏，冀東有一臺被炮火掀了角，通信員翻開手冊，找來豬油和木炭做臨時修補，信號重新起來，延安那端回了一個“收悉”，人心穩住。

材料沒浪費，剩下的棗木和廢舊零件拼成了簡易發報機和接收機，訓練場上擺開桌子，連著幾期把通信員帶出來，延安自然科學院的教室里燈光黃，羅沛霖把自己做的教具擺上講臺，電子技術課程一堂堂講下去，幾十上百個學員在這里學會把電流引到該去的地方。

生活緊，飯是兩頓小米摻野菜，夜里點煤油燈，連軸轉三十多個小時，人倒在工作臺前，醒來嘴里先問，“線圈的絕緣測試過沒”，炊事員端來一碗小米粥，他把勺子遞給小李，說你長身體，多吃，屋里笑一下，手又都回到活上。

不止他一人，化學家的配方拿來一條路，陳康白把馬蘭草纖維拌進蜂蠟里，木件的耐用性上去了，機械工程師華壽俊把手搖車床改得順，加工效率翻番，一群人圍著一件事，把難關一處處拆，在那個東西都缺的年月，靠的是腦子和手。

1944年，美軍觀察組到延安，包瑞德拿起那臺木頭電臺看得仔細，說出“奇跡”兩個字，羅沛霖把話接住，“不是奇跡，是因為我們的電臺里，裝著全中國人民的抗戰決心”，屋里一陣安靜，風從洞口進來。

勝利之后，他去華北籌建電子工廠，臨走帶走了最早那臺樣機，棗木外殼被磨得發亮，齒輪里還留著當年的油痕，這臺電臺后來進了軍事博物館，玻璃柜下的說明牌不長，站在那前面的人會多看兩眼。

新中國成立，他把力氣放到電子工業上，參與一項又一項工程，講起延安總會說一句，科研人的責任，是在困境里找到路，這句后來寫在很多人的本子上，成了提醒。

把兩年往回看，1941到1943，從“無”到“有”，60部電臺和配套件在土窯洞里生出來，情報在它們之間走，協同在它們之間定，這些木殼機器把一個個根據地連在一起。

延安革命紀念館里，玻璃柜后擺著那臺手搖車床和幾塊磨得發亮的棗木零件，講解的人總會提起這個用豬油和木頭做電臺的故事，站在柜前的年輕人看著那些粗糙的工具，再看精致的電臺，眼里有光。

真正的科研精神，不靠設備堆起來，靠的是在夾縫里找到辦法的那股勁，把通信防線架起來，把“科學救國”落到手上的操作里，這樣的路走通一次，后面的人就有了可以依的路標。

2006年，他在北京離世，九十八歲，留下一句話，家里人把一部分骨灰撒在延安的土里，他回到那片讓他把不可能做成可能的地方，黃土高坡的風從此又多帶走了一點故事。

從土窯洞到工廠車間，羅沛霖這一生把愛國扛在肩上，豬油和木頭造出的不是簡易品，是一種做事的方法和一份擔當，困境里不退，危難里向前，這股子勁支撐了那段歲月，也還在今天的人心里站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