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新宿的街頭,中華料理店的招牌越來越多。池袋的中文標語隨處可見,走幾步就能聽到熟悉的鄉音。
這不是你的錯覺。
截止到2025年3月底,生活在日本的中國人,已經超過了120萬。
這個數字,相當于日本人口最少的七個縣的總和。也就是說,有一個中等規模的“縣”,它的“居民”全是中國人,散布在日本的各個城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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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占到了日本所有外國人的27.6%,也就是說,每四個在日外國人里,就有一個以上來自中國。
回望過去,這個增長速度有點驚人。
1989年,在日本的中國人只有13.7萬。2010年,漲到了68.7萬。而到2025年,突破了120萬。
尤其是在2008年,中國人數量首次超過了在日韓國人和朝鮮人,成了日本最大的外國人群體。
這不僅僅是一個數字變化,更像是一個靜悄悄發生的、卻足以改變社會面貌的人口遷徙。
▌數字背后,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這120萬人,不是面目模糊的“群體”。他們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活法。
大約有11萬人,是背著書包的留學生。他們當中,有人是癡迷日本動漫文化,想來圣地巡禮;有人是覺得日本留學性價比高,教育質量不錯。他們畢業后,超過六成選擇留在日本工作。
在東京這樣的大城市,這個比例更高,達到七成。原因不難理解:相比國內一線城市白熱化的競爭,一個既懂中文、又了解日本社會、還會日語的年輕人,在這里的企業看來是塊寶。機會,就這樣擺在了面前。
還有超過2萬人,手里拿的是“經營管理簽證”。他們是來日本開公司、做生意的中國人。全球申請這個簽證的人里頭,一半以上是中國人。他們在日本設立公司,投資經營,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商人圈子。他們的選擇,背后往往是對另一種生活節奏和商業環境的考量。
近幾年,日本政府為了填補勞動力缺口,推出了“特定技能簽證”。建筑、餐飲、護理、農業等十四個缺人的行業,都向外國人打開了大門。這個簽證待遇不錯,幾乎和日本人同工同酬,甚至還能申請把家人接過來。對于很多國內的普通勞動者來說,這是一條看得見、摸得著的出路。
從地圖上看,將近一半的中國人,44%,都擠在東京首都圈。東京都里住了24.3萬中國人,大阪府8.7萬,神奈川縣7.9萬。
池袋、高田馬場、新大久保這些地方,早就形成了成熟的華人社區。走進去,從手機卡、房產中介到家鄉風味的餐館,生活所需一應俱全,仿佛是一個嵌入日本的“小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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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為什么需要他們?
過去十年,在日中國人數量猛增了61.9%。特別是2023到2025這三年,一下子多了12.8萬人。為什么日本突然涌進這么多中國人?推力,主要來自日本自己。
日本社會正在快速老去。65歲以上的老人,已經占了總人口的29%。年輕人越來越少,誰去工廠干活?誰去工地搬磚?誰去養老院照顧老人?僅僅養老護理這一個行業,2023年的缺口就高達60萬人。
沒辦法,日本政府定下了一個大膽的目標:要在2030年之前,引進600萬外國人才。環顧四周,文化相近、地理不遠、人口基數龐大的中國,自然成了最重要的“人才庫”。
政策上,日本也開了不少口子。比如“高級人才簽證”,用積分制算分,學歷高、收入高、工作經驗豐富的,最快一年就能拿到永住資格(綠卡)。
還有前面提到的“經營管理簽證”,以前門檻是500萬日元(大約25萬人民幣),這個數目對不少中國城市中產來說,并非遙不可及。
這兩年日元貶值,在日本生活、購物的成本相對降低了,這也增加了一些吸引力。同時,像華為、字節跳動這樣的中國科技公司,在日本不斷擴張,它們給出的薪水,往往比日本本土企業高出20%到30%,為在日華人提供了更誘人的職業選擇。
所以,這120萬人背后,是一場雙向的奔赴:日本迫切需要勞動力來維持社會運轉,而許多中國人在這里看到了機會和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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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中的接納
然而,事情并非一片和諧。日本社會對中國人,呈現出一種非常矛盾的態度。
政府和企業層面,是張開雙臂的歡迎。數據顯示,在日外國高端人才中,66%來自中國。日本商界的精英們公開說,吸引中國人才,對重振日本經濟“至關重要”。
中國游客更是日本旅游業的財神爺,貢獻了超過三分之一的旅游收入。所以你會看到,商場里有中文導購,春節期間有專門的促銷活動。
但到了民間層面,卻是另一番景象。有調查顯示,不少日本受訪者明確表示“不歡迎中國人居住在日本”。
這種割裂從何而來?原因很復雜。
一方面,日本社會傳統上比較封閉,對外來文化有一種本能的排斥。再加上近些年來仇日情緒高漲,影響著一些普通日本人對華人的觀感。
另一方面,或許是一種更現實的焦慮:在資源有限的社會里,突然涌入大量外來者,會不會擠占自己的空間?
有日本學者則稱:如果真到了資源緊張的地步,社會可能會優先保障有勞動能力和生育潛力的群體。這種潛在的生存邏輯,讓表面的接納之下,始終暗流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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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十字路口
這120萬人的故事,還在繼續書寫。有媒體預測,到2026年,在日華人將成為日本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外裔群體之一。
日本政府的心態也在發生微妙變化,開始提高一些簽證的門檻。比如,經營管理簽證的注冊資本金,可能要從500萬日元大幅提高到1500萬甚至3000萬日元,審查也會更嚴,想把那些純粹投機的人擋在外面。
與此同時,那些人口流失嚴重的日本地方城市,卻給出了更優惠的條件。像福岡市,給定居的家庭最高100萬日元的補貼;札幌市提供房產稅減免;還有的地方把空置的傳統老屋,免費或低價給新移民住。
日本社會,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
一方面,他們需要外國人,尤其是中國人,來填補勞動力的空洞,注入經濟活力;另一方面,整個社會又不得不艱難地調試心態,去適應一個日益多元、外國人隨處可見的新現實。
東京新宿街頭,越南餐館和中華料理店開在一起,不同語言交織。這景象,就是這場靜默變革最日常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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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120萬個選擇,是120萬個人生。有人為了夢想,有人為了生計,有人為了孩子,有人只是想要換一種活法。他們匯成一股涓涓細流,緩緩改變著兩個國家的社會肌理。
這不是簡單的“崇洋”或“逃離”,而是一個復雜時代里,個體基于現實做出的理性權衡。他們用腳投票,選擇了一個壓力或許不同、機會結構各異的社會。
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當中國日益強大的今天,卻仍有如此規模的人群選擇東渡,這就是全球化時代個體自由的真實呈現。日本需要他們的勞動力和消費力,他們則需要日本提供的某些機會和生活方式。
這種雙向需求,構成了當下東亞人口圖景中最耐人尋味的一部分。它無關宏大的主義,只關乎普通人對更好生活的樸素追求。
寫作這樣的題材,需要拋開成見,凝視真實。每一個數字背后,都是一個家庭的悲歡離合。如果您從這篇文章中,看到了一點時代的縮影,感受到了一點個體的溫度,您的支持,能讓這樣冷靜的觀察繼續下去。謝謝您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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