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葉劍英親自接見唐納，給予高規格禮遇，其真實身份另有玄機

1946年11月13日夜，南京下著細雨。中共代表團即將離開這一座談判舞臺，周恩來在梅園新村準備返延安。就在這時，兩名身影匆匆走進院子，其中一位戴著呢帽、神情嚴肅，他開門見山：“周先生，局勢已到臨界點，《文匯報》該怎么活下去？”周恩來放下手中茶杯，輕輕答了八個字：“照常工作，隨機應變。”一句暗號，彼此心照。提問者正是簽名“唐納”的馬繼宗。半小時后，他重新踏上去上海的夜車，沒留下一句廢話。多年后回看這幕，人們才恍然：那是一場秘密匯報，而不是一次普通采訪。

追溯這名“記者”的來路，得從1914年的蘇州說起。馬家幼子被過繼給伯父，養成一副安靜卻執拗的性格。十六歲，他已在《吳縣日報》署名巨鈺發表散文；十九歲，電影評論寫得刀刀見骨，泛黃的副刊仍能嗅到火藥味。寫字之外，他更迷影。1933年，唐納第一次踏進片場，搖身一變成《都市風光》里的李夢華，俊朗面孔加上淡淡書卷氣，讓導演連連點頭。

也正是在片場，他遇見來自青島的藍蘋。那段婚姻僅維系三年，卻把唐納推向了更復雜的江湖。抗戰全面爆發后，他奔走武漢、重慶，為抗戰片寫詞、當編劇、搞宣傳，表面風光，實則暗流涌動。趙丹后來回憶：“老唐那時候神出鬼沒，常找不到人。”原因很簡單——他早已被地下黨吸納，在影人圈替組織輸送情報、遞送書刊。

唐納一生情史豐富。與藍蘋分手后，他在山城與女演員陳璐閃電成婚。抗戰勝利，他再度南下上海，隨后又追隨記者陳潤瓊去往紐約、巴黎。表面上，他是華僑餐館老板，開“天橋飯店”、請歐洲影人吃獅子頭；暗地里，他保持與國內秘密渠道的聯絡。法國情報界曾驚訝：這位華人老板幾乎無孔不入，藝術沙龍、市政宴會、僑界活動都能見到他。

1978年5月，國家安全系統向中央遞送一份《回國人員接待方案》。文件里，唐納被列為重點對象。那年冬天，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在北京釣魚臺三號樓與他獨立會談。會場人數不多：羅青長、葉選寧、葉選基。唐納的妻子則被婉拒在外。會談內容隔絕記錄，只有一句“歡迎老同志回家”被外界捕捉。很多人納悶：區區電影人，何德何能？

線索得從“又”字說起。1979年，老友夏其言對人提到：“組織告訴我，唐納又入黨了。”既然是“又”，說明在三十年代他就擁有黨員身份，只是長年在海外活動，需要技術性“脫黨”。毛澤東當年在重慶與之握手時，一句“和為貴”既化解私人尷尬，也暗示革命陣營的包容。有意思的是，國民黨反省院檔案顯示：唐納1939年被列為“不定級赤色嫌疑”，卻始終無法抓到證據。

潘漢年、華克之是唐納的結拜兄弟，這條線更耐人尋味。兩人均隸屬中共中央社會部隱蔽戰線核心，負責華東地區情報。華克之犧牲前曾交待：“三弟遠在歐洲，務必保持靜默。”三弟正是唐納。后來潘漢年出事，唐納的身份更被嚴密封存，直到改革開放后情報系統逐步解密才稍露一角。

1985年，他再度回國探親。住在北京亮馬河賓館，房間門口無明顯警衛，卻始終有人“散步”。一天夜里，他對夏其言說：“我想寫點東西，需要當年的報紙。”言畢又補一句：“你知道哪些能寫，哪些不能。”口氣輕描淡寫，卻透出幾十年潛伏者的自覺。遺憾的是，回憶錄尚未開筆，1988年8月唐納病逝巴黎，年僅七十四。

2013年，作家葉永烈整理采訪手稿，首次公開“唐納兼具中共特別黨員與國家安全部情報員雙重身份”。消息見報，引起一陣轟動。有人質疑：“晚年回國待遇不過是對華僑的統一工作。”然而接待由中央調查部全程護送，住東湖招待所、小放映室專場放映、文件無一外泄——這些細節已說明問題：他不僅是“老華僑”，還是手握情報網絡的關鍵人。

試想一下，若非肩負機密任務，一名離國近三十年的文藝青年，不可能在副主席面前享受如此規格。更關鍵的是，1978年恰逢中國對外開放起步，情報口急需海外窗口，唐納的“天橋飯店”與法國政商圈的交叉資源堪稱天然渠道。有人評價：“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007，卻勝在能把文學、電影、餐飲與情報悄悄縫合。”

如今翻檢舊卷，可看到一個相當立體的唐納：他能在片場寫歌詞，也能在宴會談判桌下遞暗號；能與藍蘋演繹轟轟烈烈，也能在巴黎做悠閑老板；能在周恩來面前一句話不多說，又能在葉劍英辦公室里談半天不留記錄。正因這種多面性，他的真實身份才顯得撲朔迷離，而1978年的那場高規格會見，只不過是長期隱秘生涯的一次短暫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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