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仁將軍得知周總理患癌后，心痛地說：我愿替他死100次

1974年12月的一天凌晨，北京三〇一醫院的走廊里只剩護士鞋底與地面摩擦的細碎聲，一份加急病歷正被送往特護病房。病歷上的名字寫著“周恩來”，而幾公里外的海軍總醫院，另一份同樣標著“癌”的報告擺在陳明仁病床前。

燈光打在墻面，映出斑駁影子。陳明仁翻身時牽動傷口，他卻沒哼一聲，目光盯著窗外的黑暗。警衛輕聲提起周總理的情況，話沒說完，陳明仁陡然坐起，聲音嘶啞卻堅定：“要是能換命，我替他去死一百次也行！”短短一句，把病房里的空氣震得沉甸甸。

時間往前撥回四十九年。1925年10月13日，惠州城墻上塵土飛揚，二十四歲的陳明仁綁著四枚手榴彈第一個登梯。槍聲、爆炸聲、吶喊聲交織，他揮手示意敢死隊沖鋒。后方山頭上，蔣介石與周恩來共用一副望遠鏡，透鏡中那面剛插上去的三角軍旗在風里獵獵作響。周恩來放下望遠鏡，輕輕朝前方舉槍敬禮，這個細節被陳明仁悄悄記了幾十年。

黃埔時期，周恩來任政治部主任，他常說一句口號：“軍人先要立志，后講本領。”陳明仁記得清清楚楚。課堂上，他總在最后排埋頭抄寫筆記，偶爾與同學咬耳朵用長沙話討論陣地攻防，周恩來站在講臺上并不制止，笑著聽完才補一句要點。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陳明仁率部在常德、瀏陽打過硬仗，傷疤從肩頭延伸到腰側。國民黨高層夸他是“猛將”，可日軍登陸常德時，同僚卻忙著爭地盤、搶軍餉。陳明仁暗暗不滿，多次與長沙地下黨接觸，從那時起，他手里的作戰地圖已經悄悄分出兩套：一份交給軍部，一份用毛筆標注給八路軍情報組。

1949年8月4日凌晨，湘江碼頭細雨迷蒙。陳明仁把密封電報交給地下黨聯絡員，宣告長沙起義。三天后，他在瀏陽門口迎來了解放軍先頭部隊。有人擔心他會被清算，他卻一句話打斷：“大勢已定，站錯隊才是死路。”同年9月，在北平政協禮堂門口，他見到久違的周恩來。兩人只是緊緊握手，沒有多余寒暄。旁人不懂，這握手隔著24年的血與火。

1955年軍銜授予儀式上，陳明仁被請到前排。勛表掛滿左胸，他卻把目光投向人群中的周恩來。人群散去，周恩來拍拍他的肩：“過去的事放下，建設新軍隊還得靠你們這些有實戰的人。”這一句再度把他拽進新的戰場——湖南省政府籌建、軍區整編、侗苗山區掃雷，都有他在現場。

“文革”初起，一些過激口號沖進長沙街頭。針對陳明仁的批斗字樣掛上橫幅，他的家人也被圍堵。周恩來接到報告，當晚批示：必須保證起義將領的人身安全。55軍連夜抽調三個連在陳家外圍設防，槍口朝外。陳明仁透過窗縫看見那片鋼槍反光，嘴角動了動，卻沒說話。

1972年5月，兩封診斷書先后送到國務院辦公廳：一封寫著“周恩來：膀胱腫瘤”，一封寫著“陳明仁：胃癌”。同一天，周恩來安排專車把陳明仁接到總醫院，要求“治療標準參照自己”。醫護人員回憶，總理在病房里用鉛筆標出幾段用藥建議，旁邊還寫了小字：“注意痛感控制，老陳怕疼但不吭聲。”

杭州療養期間，陳明仁身體略有好轉，他特意繞道西湖邊給二兒子補過遲到的生日飯。飯后，他借口取茶，一個人慢慢走到柳浪聞鶯。那片水面讓他想起戎馬一生的浮沉，也想起北平禮堂門口那次無聲的重逢。

1974年春，周恩來因缺氧多次暈厥，國務院值班人員輪流守夜。病床另一側，陳明仁也在高燒中輾轉。醫生建議輸血時，他拒絕使用緊缺血漿，理由簡單：“給總理留著。”護士愣住，后來才聽說，周總理那邊血型同樣稀有。

1975年元旦前夕，周恩來病情惡化。得知消息，陳明仁一夜沒合眼，凌晨要求坐輪椅去病房探望，最終因血壓驟降被攔下。第二天，他在筆記本上寫下大字：“棄我可以，棄總理不行。”字體用力過猛，墨水滲透紙背。

周恩來逝世后，陳明仁病情急轉直下。1979年5月，湘江水面倒映著漫天晚霞，他在長沙醫院病房閉上雙眼。守護的老兵說，將軍走得安靜，沒有再喊痛。只留下枕邊一張舊照片——惠州城頭，周恩來輕舉手槍、笑容未褪，硝煙繚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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