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康澤手中攫取，三青團實際控制權，抗戰后期，蔣經國憑啥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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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以三青團一全大會為起點，蔣經國開始登上中央團部的政治舞臺，在團內發揮著日益突出的作用。它標志著蔣經國勢力開始崛起，并逐步取代康澤，成為三青團的組織重心，這是三青團后期歷史不同于其前期歷史的一個重要特點。

1、抗戰時期的蔣經國

蔣經國(1910~1988)，浙江奉化縣溪口人，蔣介石的長子。少年時代在家鄉和上海讀書，五卅運動爆發時，因積極參加示威游行而引起學校當局的不滿。1925年赴蘇聯留學，先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政治；后入列寧格勒托瑪特契夫軍事政治研究院，學習軍事，畢業論文題目為《游擊戰的戰術》。1927年，國民黨實行“清黨”反共，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蔣經國被作為政治人質，長期滯留蘇聯。在此期間，當過工人，做過農民，服過苦役，也做過技術師和助理廠長，在艱苦復雜的條件下，經受了磨練。

蔣經國在蘇期間，取名“尼古拉·弗拉吉米羅維奇·葉利扎羅夫”，曾加入共青團，成為蘇共預備黨員，并娶蘇聯女工芬娜（后改名方良）為妻。西安事變之后，中蘇兩國關系趨于好轉。1937年3月，蔣經國終于獲準回國，前后在蘇時間長達12年之久。

蔣經國返回祖國后，蔣介石以其去國多年，對國內情況已經生疏，乃命其返回溪口故里與母親團聚，并重新溫習國故。

蔣經國回憶說：

“父親因為我童年就已出國，而在國外時間又太長，怕我對于中國固有的道德哲學與建國精神，沒有深切理解；所以又特別指示我研讀國父遺教。…除了研究三民主義書籍之外，父親又要我廣泛的閱讀經、史、子、集，使我了解中國的史地和哲學。”

經過一段時間的潛心研讀，蔣經國在學習方面進步很快；同時對日本侵略而造成的嚴重局勢，表示深切的關心。不久，盧溝橋事變即告爆發，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我國軍民奮起抗戰，抗日的烽火頓時燃遍了長城內外、黃河南北、大江左右。

危難中的祖國，激起了蔣經國的強烈愛國之心，他曾到當地學校宣傳抗戰，慷慨激昂地說道：“我們的敵人是誰？第一是日本帝國主義，第二是日本帝國主義，第三還是日本帝國主義！”

國難也給蔣氏帶來了家難，1939年12月12日，母親毛氏在日軍轟炸溪口時不幸遇難。蔣經國得知噩耗后，極為悲痛，由贛南星夜趕回奉化，親自為母親辦理喪事，并在母親殉難處立碑紀念，親筆書寫“以血洗血”四個大字，表示要報仇雪恨，永志不忘。

抗戰爆發后，蔣經國一再向父親要求投筆從戎，參加抗戰，他表示：“我有很前進的思想，需要有機會去求證。而且，我希望在最壞的條件下去試試。”

蔣介石發現其子“見解明晰，常識豐富，而舉止有度”，同意他“先到南昌參加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10月，蔣經國從浙江動身，前往南昌待命。當時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是政學系的重要人物，他斟酌再三，并經過蔣介石的同意，首先任命蔣經國擔任江西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次年春，又任命他擔任江西省地方政治講習院學生軍訓總隊長和新兵督練處處長，負責學生軍訓與編練新兵。

在此期間，蔣介石曾自漢口來電：“汝專心練兵，且能勤勞有方，我心甚慰”，以示鼓勵。”

當時蔣經國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在國民黨的政治舞臺上缺乏根基。為了在政治上培養其子，蔣介石有意讓他在新成立的三青團內得到發展。

1939年3月，蔣經國接到蔣介石侍從秘書李惟果的通知，要他“克日登程赴渝”，到重慶參加為期一個月的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二期受訓(4月17日至5月15日)。

2、“贛南系”的崛起

受訓期間，蔣經國在中央訓練團三青團中央直屬第四區團部安排下，正式宣誓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取得團籍后，又旋即被中央團部邀請參加團務座談會，據說其在會上的發言受到重視，被中央團部認為是團的“優秀同志”。這為他日后出任團內的重要職務鋪平了道路。

此時江西支團因籌備處主任人選問題，遲遲未能成立。康澤曾經提名幾個人接二連三簽呈團長，卻未獲批準。李惟果揣摩到蔣介石的心意，建議康澤提名蔣經國，而康澤顧慮再三，遲疑不決。但事情的發展并不以康澤的個人意志為轉移。

蔣經國在重慶受訓結束后不久，就接到書記長陳誠親自發布的命令：“任命蔣經國同志為江西支團臨時干事會干事兼籌備處主任。”這樣，蔣經國在經過重慶短期受訓后，就從一個原本與三青團并無關系的局外人，一躍而成為省級支團的主要負責人。

同年6月1日，江西省政府又任命他擔任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專員公署設于贛縣），這成為蔣經國經營“新贛南”的起點，也是他個人政治生涯的發軔時期。

從重慶返回贛南后，蔣經國就積極籌備成立江西支團。當時江西政治講習院有一批學生即將畢業，他打算將其發展為江西本省的第一批團員，并為此越過中央團部，直接寫信請示乃父。

信中稱：

“此間江西政治講習院有學生一千二百名，兒甚望彼等能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但江西團部尚未成立，不知可否在該院組織臨時團部辦理入團手續，蓋學生即將畢業分配到各地工作。”

此事顯然不符合團內工作程序，這可能是它未獲批準的原因。據說蔣介石曾電復其子，指示關于江西支團的問題，“就近請教胡軌同志可也”，并囑以師禮待之。

胡軌，江西萍鄉人，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前復興社高級干部，曾任侍從室秘書，當時擔任中央軍校第三分校政治部少將主任和江西支團籌備處干事。

于是蔣經國自駕汽車，專程到雩都向胡軌請教，得到了胡軌的鼎力相助，同意從軍校三分校挑選60名“思想純正”的優秀畢業生到江西支團受訓，培養為團的干部。胡軌受蔣介石的囑托，成為蔣經國在江西支團開展工作最重要的支持者和輔佐者之一。

在接受江西支團職務任命的時候，蔣經國表現得非常謙虛，人事問題完全聽從中央團部的安排，自己沒有提出一個人選，因為他此時完全缺乏自己的班底。江西支團成立之后，首先提上議事日程的就是培養干部問題，決定舉辦江西支團第一期干部訓練班（簡稱“江西青干班”）。

這是蔣經國回國后舉辦的第一個干部訓練班，意義非同尋常。蔣經國親自擔任班主任，制訂計劃，安排干部，辦理招生，主持訓練事宜。第一期江西青干班的地點設在贛縣西郊赤硃嶺，招收學員132人（其中女學員34人），1940年1月開學，到4月中旬結業。

在訓練班內，蔣經國利用各種方式，反復宣傳灌輸“團長是我們的太陽”，“沒有團長就沒有我們的一切”等觀念，要學員絕對效忠團長，“做團長的耳目”，以蔣主任為中心，團結成一個整體。蔣經國將上述訓練內容概括為“赤硃嶺精神”，即所謂“絕對效忠團長的精神，團結一致的精神，朝氣蓬勃的精神，開天辟地的精神，繼往開來的精神”，要學員將這種精神帶到各地去，并發揚光大。

他對青干班學員寄予厚望，宣稱“工作人員訓練班的同學是江西支團部的基本干部，也是江西青年團員的核心，在將來開展江西團務、領導團員、完成抗戰建國的任務上是一個重要的主力”。

蔣經國對第一期江西青干班傾注了極大的心血，在整個訓練時期，他自始至終和學員們生活學習在一起，幾乎熟悉每一個學員的情況。為了使學員以他為中心，結成更為緊密的關系，他在訓練班內大肆宣揚學員之間不僅要有“同志愛”，而且要有“兄弟情”，大家要親如兄弟，情同手足。

于是在訓練班內形成了一股“兄弟熱”，不分男女，一概稱兄道弟，有的甚至歃血為盟，義結金蘭。由于蔣經國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不少學員都把與之建立“師生之誼”看作難得可貴的機會，紛紛爭相表態，要“一輩子跟著團長和蔣主任干到底！”

江西青干班學員中如孔秋泉、許素玉（女）、王升、蕭昌樂、李德廉、樓錫源、徐貴庠、王蘊、蕭春溥、徐修惠（女）等人，后來都成為蔣氏的得力干部，構成了所謂“贛南系”的核心。

江西青千班以后連續舉辦了五期，一共培養學員500余人，為了保持和加強學員之間的密切聯系，還成立了“江西青干班畢業學生通訊處”，作為“贛南系”的常設組織機構。

3、贛南練兵

早在江西支團部成立以前，康澤就選派了以彭朝鈺為首的12名中央青干班第一期學員，到江西籌備團務，他們大多都是康澤的門徒。彭朝鈺等人自封為“中央派”，憑借中央團部康澤的支持，企圖完全控制江西團務。

這與蔣經國的意圖正好針鋒相對，于是在江西支團內就發生了所謂“江西青干班派”與“中央青干班派”的矛盾，實質上是蔣經國系與康澤系互相爭奪對江西支團的控制權。

康澤系狂妄自大，完全低估了蔣經國的背景和能力，在斗爭中只得處于下風，接連遭到失敗。在胡軌的大力支持下，蔣經國提出“大膽任用青年干部”，將許多江西青干班學員分配到各地，擔任各縣分團書記，對所謂的“中央派”干部形成了壓倒優勢；又多次召開支團干事會議，調整各級團部領導機構，撤銷了康澤代理人彭朝鈺的書記職務，任命詹純鑒擔任支團書記，使自己信任的干部掌握了各級團部的實權。

在這種形勢下，原來的“中央派”也發生了分化，其中蔡希曾（省三）、江海東、蔣廉儒等人逐漸轉變立場，改換門庭，成為蔣經國的親信。到1942年江西支團舉行第一次團員代表大會時，蔣經國已經基本控制了江西支團，排除了康澤對江西團務的干預，使江西支團成為蔣經國勢力的第一個政治基地。

在蔣經國的領導下，江西團務取得較快的發展，各方面的工作都有聲有色，作出了較大的成績。江西支團部稱：

“江西青年團成立以來，承黨政及社會各界之協助，與下級干部之努力，達到了統一青年機構，普遍青年組織，建立初步規模，展開思想訓練的地步。”
“自支團成立以來，對于擴大宣傳、吸收青年、組訓青年與發動青年為社會服務，均按照規定，邁步以赴，為期雖僅有兩年零四個月，但全省青年有組織有訓練者已達數萬人，各種服務機構亦已先后成立，并正在展開廣大工作。”

1941年，中央團部在總結該年度工作時，對各地團務進行了檢討。關于江西支團，報告中寫道：“干部熱忱負責，工作頗能順利開展，惟與中央團部之聯系稍差。”

在肯定其成績的同時，也對蔣經國主持下的江西團務過于獨立提出了批評。

江西支團的服務事業經常與湖南、甘肅等支團相提并論，受到中央團部的表彰：

“以江西支團而論，短短三年的歷史，他們的服務工作已經大有可觀，他們為充分發揮服務精神，首先確立服務機構，各種性質不同的計有二十三類，主辦的慰勞工作有前線、傷兵、義民、被炸難胞、水災、出征軍人家屬…等。輔導青年升學的，計八千余人，就業的三千余人。主辦生產事業，有農場九所、食堂十一所、理發所三處、服裝公司四所、印刷廠二所、合作社十二所。扶植生產事業，有農業貸款五十人，工業貸款四十余人，商業貸款九十四人。建設事業，有青年林，植樹五萬株；青年路二十條，青年運動場十五所，青年勞動園二十三所。為民眾問字代筆的約有十余萬人。”

縱觀江西團務的發展過程，就會發現一個突出的特點，即這里的一切無不體現出蔣經國的個人色彩和個人作用，并賦予江西團務以一種狂飆突起的姿態，這是其他地區的團務所沒有的。蔣經國富有行動活力，喜歡與青年人在一起，經常別出心裁，提出一些鼓動人心的口號，組織各種各樣的活動。

他尤其重視青年的力量，宣稱“我們已認清楚大時代已經來到了，…新的大時代亦就是青年的群眾成功立業的時代”。在當時許多青年人眼里，蔣經國無疑是個具有魅力的年輕領導人。

江西團刊文章寫道：“蔣主任有一種吸引青年乃至群眾的潛力，青年人見了他，那樣擠擠靠靠地圍著他，因為他也是青年，他有著豐富的青年因素。所以他特別能感動人。”

當時一位記者在所寫的訪問記中，如此描述這位“政治新人”：

“他和勞苦民眾相接近，并非矯情而為之的。他懂得生活的意義，勞力的價值，他自然而然親近那些用自己血汗掙飯的人。他，有光，有火，有力，吸引著一群有血性的青年。”

1943年贛縣虎崗舉辦青年夏令營，蔣經國親自組織學員進行深夜緊急集合，發表情緒激昂的講話，號召青年加入三青團。

一名女學員在結業典禮致答詞時說：“那種赤誠的教誨，主任，你的感情激動了我們，你那蘊藏在心里的熱淚，都成了我們的懺悔。”

蔣經國創辦的《江西青年》半月刊，是一份很有影響力的青年刊物。

有人特地撰文介紹說：

“這是一本研究性、創造性的青年讀物，每半月出版一次，他們的社長是蔣經國先生。正和這位年青的社長一樣，他的出現是以‘突擊’的姿態的。內容活潑、精彩，印刷、裝訂、排版都很美觀。不過，因為在敵后出版的原故，所以寄到后方還十分困難。譬如在我桌子上，現在放的這一本，還是去年紀念雙十節的特刊。上面有…蔣經國先生的一篇《新事業在群山萬壑中成長》的通訊，是蔣先生在贛南各縣視察后所寫的一篇長篇報告。…主辦人江海東，過去筆者曾在武漢會過，他現在還是一個不到二十五歲的年青的小伙子。”

贛南時期可以說是江西支團的蔣經國時代，它奠定了江西團務的基礎，其影響一直延續到抗戰勝利以后。

后來有人回憶說：

“青年團江西支團在蔣前干事長領導之下，六年多的心血，奠立了深厚的基礎。三十三年以前團部在新贛南的司令臺一贛州，配合新贛南的建設，從事各項建國的工作，新贛南的模型，給江西青年一個新中國的輪廓畫，養成江西青年純潔、坦白、熱烈的情懷，這新作風，一直到現在，還繼續在擴展著。”

如果說江西支團為蔣經國提供了一種組織和人力的資源，那么贛南專員的職務則給他提供了一個可供支配的“地盤”，在這個遠離重慶的政治舞臺上，這位“政治新人”將按照自己的大膽設想，演出一幕轟轟烈烈的活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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