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不過十年余孽，還能唱樣板戲，就是這個時代最大的包容！

咱不扯那些虛頭巴腦的，就實打實地聊聊，一出咿咿呀呀的老戲，是怎么在那個火紅的年代，變成了刻在骨子里的記憶。

讓一個穿著戲服、畫著大花臉的角兒，在臺上唱地下黨、唱密電碼、唱階級斗爭？

這事兒在六十年代初一提出來，不少老戲迷和老戲骨都直搖頭，覺得這是瞎胡鬧，是把祖師爺留下的玩意兒往溝里帶。

京劇是什么？

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是水袖一甩、云手一亮，講究的是個寫意和韻味。

你讓它去演一個鐵路工人跟日本憲兵斗智斗勇，槍是真槍，斗爭是真斗爭，這不就成了話劇穿個戲服嗎？

那京劇的魂兒，還能剩下多少？

這難題，就這么直愣愣地擺在了《紅燈記》這出戲的創作組面前。

他們就像一群想用老式瓷窯燒出新式合金的工匠，誰心里都沒個準底兒。

最開始，大伙兒的想法還挺樸實，覺得要讓英雄有血有肉，就得往生活里靠。

于是劇本初稿里，家長里短的戲份不少：燈下，李奶奶給鐵梅縫補破了的衣裳，嘴里還絮絮叨叨；李玉和饞酒，偷摸喝兩口，被李奶奶抓個正著，半是責備半是心疼地數落他。

這些段子往上一擱，一家人的感覺立馬就出來了，熱氣騰騰的，親切。

可排著排著，問題就來了。

當時哈爾濱京劇院的演員們演完初版，總覺得哪兒不對勁。

戲是挺感人，可總像被什么東西墜著，提不起那股子勁兒。

后來北京的專家們一看，一針見血地指出來：這些日常生活的溫情，沖淡了革命的緊張和殘酷。

你想想，那是什么年代？

是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干革命的年代，一家人隨時可能吃完這頓沒下頓。

過多的“慈母手中線”，反而讓李玉和這個“游子”身上那件為革命奔波的“衣”顯得不夠分量了。

于是，大刀闊斧地“砍”戲開始了。

縫衣服的戲，刪了。

偷喝酒的俏皮嗑兒，拿掉了。

所有可能讓節奏慢下來、讓觀眾從緊張的斗爭氛圍里“出戲”的細節，幾乎全被清了出去。

這“減法”做得夠狠，但也夠準。

它逼著創作者去想，沒了這些生活化的“肉”，要用什么樣的“骨頭”才能把人物撐起來？

答案是，把京劇里最精華、最能抒發激烈情感的東西，跟話劇里最寫實、最有沖擊力的表現手法，擰成一股繩。

你聽李奶奶那段“痛說革命家史”，一口氣八十多句的念白，既不是純粹的話劇臺詞，也不是傳統京劇的韻白。

它有京劇念白那種高低起伏、錯落有致的音樂感，聽著抑揚頓挫，抓人耳朵。

但說的內容，卻是大白話，是一個窮苦工人家庭幾十年受壓迫的血淚賬。

當她說到自己丈夫被工頭活活打死，那種從牙縫里迸出來的恨，是程式化的哭腔演不出來的，那是從生活里提煉出來的真情實感。

觀眾在臺下聽著，感覺就像是自己家的老奶奶在訴苦，那種共鳴是刻骨的。

更絕的是音樂。

第五場“赴宴斗鳩山”，李玉和懷揣密電碼，昂首闊步走向憲兵隊。

這時候的背景音樂，你仔細聽，京劇的鑼鼓點“沖頭”急促地敲著，營造出一種千鈞一發的緊張感。

但就在這鑼鼓點里，悄悄地融進了一段旋律——那是《國際歌》的主旋律。

老戲迷聽到了熟悉的京劇打擊樂，年輕人聽到了激昂的革命戰歌。

這兩種聲音攪和在一起，沒有半點不和諧，反而像給京劇這門古老藝術插上了電，通上了火，一下子就把整個劇場的空氣給點燃了。

這出戲要是只停留在“中國人打日本人”這個層面，那它跟當時成百上千的抗日故事也沒啥大區別。

可《紅燈記》的厲害之處，在于它把民族矛盾的底下，那根更深、更硬的階級矛盾給挖了出來。

李玉和跟日本憲兵隊長鳩山的對決，壓根就不是一場簡單的審訊。

那是一場思想上的“單挑”。

鳩山這個人，塑造得非常不簡單。

他不是那種臉譜化的、只知道喊“八格牙路”的日本鬼子。

他會說中國話，懂中國文化，甚至能跟你拽幾句“孔孟之道”。

他拉攏李玉和，不是上來就動刑，而是擺酒設宴，跟你稱兄道弟，聊“人生如夢”“識時務者為俊杰”。

他掛在嘴邊的那句“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那不是他瞎編的，那是幾千年來剝削階級奉為真理的生存哲學。

他代表的，不僅僅是日本侵略者，更是那種根深蒂固的、認為人與人之間就是互相利用的舊世界觀。

而李玉和呢？

他一個普通的鐵路扳道工，為什么能頂住“金山銀山”的誘惑，能扛住老虎凳、辣椒水的酷刑？

戲里給出了答案。

他的覺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在苦水里泡出來，在仇恨里磨出來的。

他爹是碼頭工人，被資本家和軍閥活活折磨死；他自己從小在鐵路上當學徒，受盡了工頭的欺壓。

這種一代代人刻在骨子里的階級仇恨，讓他從根兒上就跟鳩山不是一路人。

所以當鳩山勸他“何必為別人賣命”時，李玉和能理直氣壯地吼出“咱們是兩股道上跑的車”。

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兩種人生、兩種信念的正面碰撞。

鳩山的車，通往的是個人享受和榮華富貴，不惜碾壓別人；李玉和的車，通往的是一個沒有壓迫、人人平等的新中國。

當李玉和在酒席上唱出那段“臨行喝媽一碗酒”，他心里想的，不僅僅是把小鬼子趕出中國，更是要親手砸碎這個讓他和父親兩代人都活得不像人的舊世界。

這種把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擰在一起的敘事，一下子就讓《紅燈記》的格局打開了。

它講的，是一個古老民族在尋找出路時，一個新興的階級——工人階級，如何從自發的反抗，走向自覺的革命。

在那個講究“革命的英雄主義和革命的樂觀主義”的年代，怎么表現人的情感，尤其是一家人的生離死別，是個特別微妙的事。

處理不好，就容易變成“兒女情長，英雄氣短”。

《紅燈記》在這方面，做到了教科書級別的克制和精準。

全劇沒幾句“我愛你”“我想你”這樣的大白話，但那條藍布圍巾，卻把一家人說不出口的情感，全都系在了里頭。

這條圍巾第一次出現，是李玉和出門執行任務前，給女兒鐵梅圍上。

那個動作，是一個父親對女兒最樸素的疼愛，也是一個革命者對下一代的守護和期盼。

第二次，是李玉和要去赴鳩山的鴻門宴，臨走前，鐵梅默默地走上前，給爹戴上了這條圍巾。

這一下，角色反過來了，女兒在為即將踏上戰場的父親壯行，那份擔憂、敬佩和訣別的意味，全在那個小小的動作里。

最后一次，李玉和被押赴刑場，鐵梅拿著圍巾追出門，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父親遠去，那條圍身，終究是沒能再戴上。

這個“未完成”的動作，比任何撕心裂肺的哭喊都更有力量，把革命者“舍小家為大家”的抉擇，表現得既殘酷，又充滿了一種悲壯的詩意。

如果說圍巾是這個特殊家庭里情感的血脈，那盞紅色的信號燈，就是革命信仰的火種。

這盞燈，不只是個道具。

它是一場持續了三代人的接力賽的信物。

李玉和的師傅，也就是鐵梅的親爺爺，為了掩護戰友，犧牲在屠刀下，傳下了這盞燈。

李玉和接過來，繼續斗爭，直到自己也倒下。

第九場“前赴后繼”，當李奶奶也犧牲后，空蕩蕩的屋子里只剩下鐵梅一個人。

面對親人留下的血衣，這個十七歲的女孩崩潰了。

但就在這巨大的悲痛中，她想起了奶奶的囑托，想起了爹的豪情。

她擦干眼淚，毅然決然地舉起了那盞紅燈。

在那一刻，她完成了從一個承受苦難的女孩，到一個自覺扛起責任的革命戰士的蛻變。

這盞燈，照亮的不僅是黑夜，更是這條用鮮血鋪就的、通往新中國的路。

這出戲一出來，就像平地起了一聲雷。

從城市到鄉村，從工廠到田頭，“臨行喝媽一碗酒”“我家的表叔數不清”的唱段，幾乎人人都能哼上幾句。

它成功了，成功得超乎想象。

當然，今天我們回過頭看，會覺得戲里的政治符號特別鮮明，人物形象也確實是“高大全”的。

對于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來說，這些旋律和臺詞，可能會勾起非常復雜的情感。

但你不得不承認，《紅燈記》在藝術上完成了一次了不起的“焊接”工作。

它把京劇最核心的唱腔、身段，和現代革命最需要的精神內核，嚴絲合縫地焊在了一起。

它讓無數不聽京劇的年輕人，通過李玉和、李鐵梅，迷上了京劇；也讓無數老戲迷，通過這出戲，理解了什么是革命。

戲演完了，故事卻沒有結束。

很多年以后，扮演李玉和的演員浩亮、扮演李鐵梅的演員劉長予走在大街上，人們已經不記得他們的本名，只是指著他們悄聲說：“看，李玉和來了。”

“那就是鐵梅。”

角色和演員，戲和生活，已經徹底融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