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源成“祭品”算力起紛爭，28歲外來人入主Meta引發新舊勢力內戰

當28歲的創業者AlexandrWang帶著頂尖AI人才入駐Meta硅谷總部，被安置在扎克伯格辦公室旁的獨立區域時，一場關乎MetaAI未來走向的內部博弈便已悄然拉開帷幕。五個月的時間里，這支被寄予厚望的TBDLab團隊，不僅在物理空間上與Meta元老團隊劃清界限，更在戰略方向、資源分配、技術路線等多個維度，與公司核心班底爆發了激烈沖突。從“先產品還是先模型”的理念之爭，到算力資源的白熱化爭奪，再到開源戰略的徹底轉向，Meta的AI業務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陣痛”。

一、新舊陣營對立：先產品還是先模型的核心分歧

Meta的AI變革，從一開始就埋下了陣營對立的伏筆。扎克伯格為了擺脫公司內部的層級體系和官僚結構，特意將TBDLab打造成獨立團隊，而掌舵人AlexandrWang的到來，更是直接打破了Meta元老們的話語權格局。這場對立的核心，首先聚焦在“先做產品還是先攻模型”的戰略選擇上。

作為在Meta深耕20年的“元老級人物”，首席產品官ChrisCox的邏輯很直接：Meta的根基是社交產品，AI理應服務于業務增長。在一次會議中，他曾向Wang提議，效仿谷歌用YouTube數據訓練AI優化推薦算法的模式，將Instagram的數據用于TBDLab的模型訓練，以此提升社交平臺的算法能力。這一想法的背后，是元老團隊根深蒂固的“業務優先”思維——畢竟優化推薦算法能直接拉動用戶停留時長，進而提升廣告收入，是看得見的商業回報。

但Wang的態度卻截然相反。在他看來，將AI模型綁定具體業務任務，會嚴重拖慢通用人工智能的研發進度。他甚至私下抱怨，Cox等元老只關注自家產品的優化，忽視了前沿AI模型的戰略價值。這種理念分歧并非空穴來風，TBDLab背負著扎克伯格賦予的“打造頂級通用AI模型”的使命，畢竟Llama4發布失敗后，Meta在AI賽道已被OpenAI、谷歌等對手拉開差距，內部代號為“巨獸”的下一代模型又被扎克伯格擱置，新團隊的壓力可想而知。

更讓新團隊處境尷尬的是，MetaAI業務近期的負面消息接連不斷。FAIR實驗室因大幅裁員元氣大傷，人工智能領域的靈魂人物LeCun也選擇離職，超級智能實驗室（MSL）還出現過新員工入職幾周就離職的窘境。盡管11月的股票授予到期日成了一次“忠誠度考驗”，100人的TBDLab僅兩人離職，暫時穩住了團隊，但新舊陣營的信任裂痕，卻并未因此彌合。

二、資源爭奪戰：算力與預算的“我們對抗他們”

如果說理念分歧是表面矛盾，那資源分配的爭奪，就是Meta新舊AI團隊矛盾的“白熱化戰場”，雙方已經形成了明顯的“我們對抗他們”的對立心態。

為了支撐通用人工智能的研發，扎克伯格已承諾砸下6000億美元建設數據中心。這些數據中心不僅是AI模型訓練的核心算力支撐，更是Meta所有業務的運行基礎，這就注定了算力資源的分配會成為矛盾焦點。負責社交媒體排序算法的團隊直言，新增算力應該優先傾斜給業務端——畢竟算法優化能直接轉化為廣告收入，而通用AI模型短期內無法創造商業價值。這種“務實”的訴求，與TBDLab“優先保障模型訓練”的主張形成了尖銳對立。

預算的傾斜則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對立。有知情人士透露，首席技術官AndrewBosworth主管的RealityLabs，明年預算被要求削減20億美元，這筆資金將被劃撥給Wang的TBDLab。盡管Meta發言人對此予以否認，但這一傳聞的流出，足以印證新AI團隊在資源爭奪中的強勢地位，也讓元老團隊的不滿情緒持續發酵。

值得注意的是，Meta的盈利邏輯本就將AI與社交業務深度綁定。公司計劃通過開源AI模型吸引開發者，再將AI技術融入Instagram的互動AI角色、智能眼鏡的個人AI助手中，以此延長用戶停留時間、拉動廣告收入。這一模式下，首席財務官SusanLi也明確表示，明年的核心重點是用AI模型優化社交媒體算法。但在TBDLab的研究人員看來，高管們眼里只有社交業務的短期收益，卻忽略了通用AI的長期戰略價值，這種認知鴻溝讓資源爭奪變得更加不可調和。

三、開發模式顛覆：“少寫文檔多做原型”的文化沖擊

除了戰略和資源層面的沖突，Meta新舊團隊的矛盾還延伸到了軟件開發模式上，TBDLab帶來的硅谷前沿AI開發方法，正在顛覆公司沿用多年的傳統流程。

過去Meta做產品，有著一套嚴謹且繁瑣的流程：從前端界面、設計部門，到算法內容流、隱私團隊，每個環節都需要多方征求意見，目的是確保數十億用戶使用的App體驗保持一致。但這套流程在AI時代卻成了“絆腳石”——公司為工程師打造的內部工具，根本不適配大模型開發，反而成了研發效率的“卡點”。

隨同Wang加入的前GitHubCEONatFriedman，是這場開發模式變革的核心推動者。他呼吁MSL團隊啟用能支持多模型協作、整合AIagents自動化編碼軟件的新工具，而Meta內部也開始流行“Demo，不要memo（少寫文檔，多做原型）”的新口號。就連外部的Lovable公司都透露，Meta財務團隊已開始用其工具快速搭建員工統計和預算規劃軟件，可見這場文化變革的滲透力。

不過，新開發模式的落地并不順利。Friedman負責的AI生成短視頻應用Vibes，就成了典型的“倉促之作”。這款9月上線的產品，不僅被內部認為遠不如OpenAI的Sora2，還缺失了AI口型同步音頻生成等關鍵功能。盡管Vibes為MetaAI帶來了一定關注度，但從下載量來看，仍大幅落后于Sora。而整個AI團隊也因此承受著巨大壓力，每周70小時的工作時長成了常態，全年不間斷的裁員與重組更是讓團隊人心惶惶。

四、戰略大轉向：開源成禁忌，閉源模型引爭議

最讓外界震驚的，是Meta在AI開源戰略上的徹底轉向——曾經的“開源旗手”，如今不僅將開源列為“禁忌詞”，還計劃在明年春天推出閉源的“牛油果”模型，這標志著其AI戰略迎來了里程碑式的調整。

多年來，Meta一直是AI開源領域的堅定支持者，Llama系列模型的開源策略，不僅為其積累了大量開發者生態，也成了扎克伯格口中“引領全球AI競爭”的重要籌碼。但隨著Llama4的失利，以及中國在開源領域的快速崛起，扎克伯格的態度開始轉變。尤其是Wang本身就是閉源模型的支持者，直接推動了TBDLab的戰略調整。

更值得關注的是，TBD團隊在訓練“牛油果”模型時，還引入了多款第三方模型的技術，其中就包括阿里的Qwen等中國企業的模型。這與扎克伯格年初的表態形成了鮮明反差——今年1月，他還在播客中擔憂中國AI模型受審查制度影響，呼吁美國政府支持本土科技公司搶占AI主導權。而如今的技術路線調整，實則是Meta在AI競爭壓力下的“務實選擇”。

這場戰略轉向的代價，是Meta內部的人才流失與理念割裂。AI領域的靈魂人物YannLeCun離職，部分原因就是無法獲得足夠的開源研究資源；公司甚至開始限制員工公開談論開源和Llama系列產品，要求所有人遵循統一的對外口徑。曾經的開源“金字招牌”，正在Meta內部逐漸褪色。

結語

TheoryVentures投資人TomaszTunguz曾評價，Meta高價請來AlexandrWang，本質上是用外部力量重構公司的內部結構和氛圍。一個外來者手握大權，必然會打破舊有的平衡，這對任何組織都是巨大的挑戰。

如今的Meta，正站在AI戰略的十字路口。扎克伯格一邊倚重20年的核心班底守護社交基本盤，一邊押注Wang團隊沖刺通用AI的未來，還要平衡6000億美元算力投資的成本與回報。143億美元收購Wang的創業公司，喊出“超級智能開啟個人能力新紀元”的口號，都彰顯著他的AI雄心，但內部的陣營對立、資源爭奪、文化沖突，以及戰略轉向的陣痛，都在考驗著這位41歲科技巨頭掌舵人的平衡能力。Meta的AI棋局最終將走向何方，或許只有時間能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