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起司法案件“久拖不判”，催收巨頭湖南永雄集團被逼入絕境

曾被稱為“催收巨頭”的湖南永雄資產管理集團（現已更名為湖南永雄裕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在為生存做最后的“掙扎”。

12月7日，該公司以7000萬元價格掛牌出售其總部大樓，短短三天后，再次降價1000萬元至6000萬元，并希望能夠在12月20日前完成交易。

公告顯示，此次擬變賣的房產位于長沙高新區岳麓西大道588號芯城科技園一期7棟。該寫字樓共計11層，房屋總建筑面積12720.82平方米（單層建筑面積約1175平方米），專有建筑面積10513.26平方米。這座曾經承載著1.7萬員工生計的總部大樓，如今折合單價僅4700元，較市價折價四成以上。

與此同時，湖南永雄創始人譚曼老家新化縣的另一處資產也在同步拍賣。這家已經更名求生的企業，正以“拆骨賣肉”的方式做著最后掙扎。湖南永雄的困境，是民營企業在司法保障缺位時的脆弱樣本，更叩問著法治營商環境的溫度。

這家曾經年營收超8億元、員工逾萬人的催收企業，自2023年4月被跨省執法后便一蹶不振。而更令人唏噓的是，兩年多過去，相關案件仍未作出判決。

律師譚曼于2014年創立的湖南永雄集團，巔峰時分支機構遍布20多座城市，2019年向美國SEC提交IPO招股書時，披露2018年營收達7.58億元；2022年譚曼宣布年營收超8億，并定下2023年“萬人規模、10億營收”的目標。

然而，就在2023年4月，安徽警方跨省執法，帶離該公司179名員工，企業隨即停業并更名，而涉及的相關案件卻始終等不來司法判決。

《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普通公訴案件應在2-3個月內宣判，即便復雜案件延長也有剛性時限，但湖南永雄案從2024年4月公訴、2025年5月庭審至今，仍處于“等待判決”狀態。隨之凍結的4800余萬元資金，讓企業連12854元的執行款都無力支付，最終陷入“變賣資產償債”的絕境。

“久拖不判”對民企的打擊，是比市場風險更致命的“慢性絞殺”。對湖南永雄而言，案件懸而未決使其陷入“定性真空”：既無法以清白之身重啟業務，也不能依法擔責后整改轉型。這種不確定性引發的連鎖反應已然顯現——分公司批量注銷、合作方全面撤離、融資渠道徹底中斷，從籌劃上市的行業標桿，淪為連小額債務都無法清償的被執行人。

最高法近期在《優化法治環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指導意見》中明確要求，“最大限度減少因案件辦理對企業正常辦公和生產經營的影響”，但湖南永雄案中，涉案財物長期凍結、經營資格懸而不定，恰恰背離了這一原則。司法程序的停滯，本質上是剝奪了企業“要么重生、要么退場”的合法權利。

有人以“催收行業存灰色地帶”為由，認為不應當同情湖南永雄，但行業屬性絕不能成為司法缺位的借口。譚曼曾坦言，催收行業因“效果導向”和“績效壓力”常游走于法律邊緣，2024年5月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發布的《互聯網金融貸后催收業務指引》，也確實在強化行業合規。

然而，合規監管與司法保障本應相輔相成：監管劃定紅線，司法則應及時厘清責任邊界——是企業整體違法還是個別員工失范，是行政處罰即可糾正還是需承擔刑責，這些都需要判決給出明確答案。

最高法12月4日發布的典型案例更傳遞出鮮明導向：借款人遲延2天付息屬輕微違約，法院可駁回銀行提前收貸訴求。既然微小違約都能精準界定，涉案企業的責任認定更不應久拖不決。

在我國，民營企業貢獻60%以上GDP、80%以上城鎮就業，其合法權益保障程度，直接決定經濟發展的活力。最高法強調“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違法犯罪”“健全涉案財物追繳處置機制”，各地也密集出臺民企保護政策，但政策的溫度需要司法效率來傳遞。

當法律審限成為“彈性條款”，當企業生死系于模糊的“年前可能判決”，再多扶持政策都淪為“空中樓閣”。永雄變賣的不僅是兩棟大樓，更是對司法公信力的無奈——“垂死掙扎”若得不到回應，可能讓更多企業家對法治環境失去信心，這才是最危險的“蝴蝶效應”。

破解困局需要司法、監管形成合力。司法機關應落實最高法“規范審限管理”要求，為涉企案件開辟綠色通道，對涉案財物嚴格區分合法與違法部分，避免“一凍了之”；監管部門可參照浙江有關做法，在規范催收行業的同時，建立企業合規轉型的引導機制；更要暢通民企權益救濟渠道，讓企業在司法程序受阻時有處發聲。

譚曼曾試圖為催收行業“正名”，無論其努力成敗，都不應以“司法懸置”的方式終結——依法裁判才是對企業、對行業最根本的規范。12月20日的資產拍賣截止日越來越近，如果能夠順利變現，或許能讓永雄喘口氣，但比資金更重要的，是司法正義的及時降臨。

湖南永雄的困境應成為民企司法保障的“催化劑”：讓涉案企業得到明確裁判，讓合法權益得到平等保護，讓“久拖不判”成為歷史。畢竟，保護民企不是抽象口號，而是每一個及時的判決、每一次精準的司法行為——這才是市場經濟最堅實的法治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