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21日清晨,薊縣八仙山腳下積著薄薄的殘雪,押解隊伍一字排開。槍聲響過,潛逃五年的王紹義就此倒地。人群中有人低聲說:“這么多寶貝,讓他糟蹋了,可算有個了斷。”執行現場選在距離清東陵不到四十里的地方,象征意味不言自明——皇家陵寢不容再受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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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撥回到1945年9月。抗戰剛結束,日偽潰散,冀東軍區兵力主要用來掃清殘敵,無暇顧及東陵守衛。宮墻內外突然成了無人區,這在土匪出身的王紹義看來簡直是天上掉餡餅。他給幾個石匠、泥瓦匠遞煙遞酒:“兄弟們,走一趟地下龍宮,出來就是‘活神仙’。”一句土話,把六名合伙人忽悠得熱血上頭。幾個人里真正懂行的只有關增會,他祖上參與過孫殿英那樁大案,認得暗道、機關,等于現成的“技術指導”。
為了掩人耳目,王紹義先在西側采石場放炮,把響動做成山民炸石的假象。與此同時,盜洞選在咸豐陵偏殿,日夜輪班鑿進。關增會事后回憶:“白天干活省了燈油,晚上反而危險。”兩天后墓道洞開,棺床上金玉光芒刺眼,幾個人先是愣神,隨即像餓狼般撲上去。短短半個時辰,鳳冠、朝珠、玉如意全被塞進麻袋。一伙人卻連鑒定都不會,只知道珠光寶氣能換吃換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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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三個月,定東陵、泰東陵相繼淪陷。康熙地宮里的九龍玉杯剛被抹凈灰塵,就被關增會搶走藏進懷里。他翻著眼說:“說好這個歸我。”王紹義滿口答應,心里卻盤算著更多的金龍、玉帶。說白了,他們連“文物”二字都未必寫得明白,只當是能換錢的稀罕玩意兒。
“值不值錢先換口糧。”村里缺糧,他提著翡翠扳指去換玉米面。掌柜的驚得下巴都掉了,還是只收了三斗面。這種“賤賣”在后來的清點單上看得人直皺眉:一枚金龍鈕印章,折算才合八斤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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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隔肚皮,風聲終究傳出。1945年底,國民黨特務機關盯上了清東陵。戴笠派人高舉“追繳贓物”旗號抓人,實則替蔣介石搜刮;中共薊縣公安局同一天立案,成了與時間賽跑。王紹義自知不妙,慫恿百姓入陵“分財”,企圖把水攪渾。有人記得他拍著棺木喊:“地主老財死了還想占著?咱就得扒出來分!”一句蠱惑話,直接把數百名村民拖下水,陵園頃刻成廢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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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元旦,清室遺老載濤在北平設祭,聲淚俱下控訴盜陵暴行。社會輿論沸騰,各方壓力直指薊縣。專案組連夜搜捕,六名主犯很快落網,遺失文物也追回大半。周恩來收到請示電報時只寫了四個字:“嚴懲不貸。”同年臘月除夕,六名主犯被押往東陵陵寢前就地槍決。當地老人回憶,那晚北風極烈,欒樹枝條相互撞擊,像是在替先人鳴冤。
唯一漏網的王紹義躲進深山。為了活命,他把九龍玉杯、金龍印、夜明珠分批甩賣,行情低得讓人發指。一件明黃緞龍袍,被當作鋪炕的墊被;一串三百六十五顆朝珠,被穿成腰帶討媳婦。偷來的終究是禍根,越花越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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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公安系統翻出舊檔,全國通緝。1951年初,專案隊長高云卿得到線索:一名年輕女子常用一件繡龍坎肩典當換糧,那坎肩的珍珠嵌絲與失錄物件吻合。順藤摸瓜,八仙山草棚里抓住了蓬頭垢面的王紹義。面對審訊,他低聲嘀咕:“早知道就自首了。”審筆錄時,高云卿只問了一句:“九龍玉杯哪兒去了?”王紹義指了指胸口:“給了田大化,他跑得比我還快。”
薊縣專案組列出清單:追回金銀器四百九十六件、玉器一百零八件、珍珠七萬余顆,其余無從查考。損失無法完全彌補,但總算堵住了繼續外流的缺口。當年3月,王紹義被押解至薊縣執行死刑。執行前,他小聲說:“我對不起祖宗,也對不起后人。”押送士兵冷冷回一句:“你祖宗在地底下也不想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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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了結后,中央文化部批復成立清東陵文物管理處,駐兵設哨、修復地宮、登記文物,并把九龍玉杯陳列于北京故宮庫房。值班員常拿手電照杯壁,九龍栩栩欲動,杯心仍泛溫潤青光——這件幸存之物提醒后來者,保護文化遺產絕不是一句空話;一個貪婪的念頭,就可能讓幾百年的文明付之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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