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內容從業者的反思

這里是“寫在理論邊上”專欄。顧名思義，“寫在理論邊上”注目理論邊上的體驗，也看到理論之外的困惑。而在它們之間，我們還有更多思考。

今天的文章是一個內容從業者的反思。當下，其實很難準確定義“內容創作者”。這里，我們暫且把它的定義放得寬泛一些：以表達為生的人。表達本身即一種權力。她漸漸發現，從很多層面來講，以表達為生常常攜帶著被遮蔽的殘酷。而這種殘酷不止限于某一種內容生產領域，它更廣泛地存在于各種各樣的表達媒介：虛構與非虛構寫作、攝影、繪畫、電影、當代藝術等等。

但是，這也遠非拿出道德大棒就一勞永逸的問題。她對這一問題是如何開始反思的？又有哪些輾轉曲折的感受？

這里是“寫在理論邊上”專欄。對此專欄文章感興趣的讀者可點擊閱讀：

撰文｜張婷

記者們的“聰明”手段

最近，讀了一本聚焦紐倫堡審判的書《作家城堡》。更確切地說，這本書的寫作對象是將紐倫堡審判作為寫作對象的寫作者們。紐倫堡審判期間，各國都派出了通訊記者，幾乎每家知名媒體都有自己的代表。為了爭奪獨家新聞，記者們各顯神通。煙幕彈，巧舌如簧，真假參半，已然是常規操作。鉆營人脈與圈子，也是其來有自。更有甚者，報道通篇以現場視角展開，戰犯神情栩栩如生，庭審對話活靈活現，實則報道者根本沒去紐倫堡。

這樣的“聰明”不少見，跟當下的流量邏輯如出一轍。流量當道，勝者為王，只要能夠搶占頭版頭條，不擇手段便只是花邊軼事。身為某種意義上的同行，竟從中讀出似曾相識。

《作家城堡：紐倫堡1946，深淵旁的聚會》

作者：[德] 烏韋·諾伊瑪爾

譯者：柳雨薇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25年9月

2016年，英國舉行了脫歐公投，投票結果一出，輿論有些嘩然。彼時我剛工作不久，接到采訪任務，要找一位學者從學術角度對此做深入解析。我決定聯系劍橋大學的艾倫·麥克法蘭教授，他對英國與歐洲的歷史關系、觀念傳統等有長久研究，對脫歐問題也有獨到洞見。的確，他是個合適的采訪對象。

我發消息、打電話、寫郵件，轟炸同學、朋友，在劍橋大學的官方網站上搜尋。終于，輾轉聯系到了他在劍橋大學的一位同事，他告訴我麥克法蘭在休假，可能不方便接受采訪。我當然不會就此放棄，一再申明誠意：麥克法蘭教授是如此適合分析這一問題，我們的讀者多么關心脫歐議程。諸如此類。這樣的說辭，當下的我可能是真心實意相信的。要到很久以后，我才能意識到其中的巧言令色。他的同事最終給了我麥克法蘭的私人聯系方式。

我馬不停蹄地擬好提綱。遙遠的應答聲通過電話線傳來，麥克法蘭答應了采訪。采訪進行得很順利，刊發及時。對于這個新聞“熱點”，我操作迅速，兼顧專業，獲得了很好的傳播效果，應該也為讀者提供了有啟發性的信息。

但后來的很長時間里，我難以忘記電話接通時，麥克法蘭輕聲嘟囔的一句：這不是我的家庭電話嗎？他的語氣并非是朝向我的指責，更像是自言自語的疑惑。他肯定感到被打擾。尤其是，工作多年以后，我越發明白休假的要義正是沉浸。沉浸才能獲得心流——才真正可以稱得上休息。在假日收到工作訊息，看似“舉手之勞”，卻很可能破壞休假的心情與節奏。當然，最終接受采訪是麥克法蘭自身的決定，但我一定也施加了某種壓力：用我的真誠。

彼時的我，只是把那次采訪看作自己工作能力過硬，突破能力強大的一個例證。這樣的工作能力的“證明”日后應該還有很多：在不具備條件時創造條件，在對方不想開口時“放手一搏”。人的私心總是無時無刻不在涌動著，甚至自身難以察覺。

有時候，我們的工作事關公共利益，不得退讓。但捫心自問，這樣的一次采訪是否真的沒有替代方案？我的動機是對公共利益的關切，還是對私人工作表現的迫切？

《新聞女王》劇照。

熱播劇《新聞女王》第二部開頭，新聞主播文慧心蟄伏日久，她等待一場“東風”來復出。不久之后，元朗舊樓坍塌，造成重大傷亡，這場重大事故正是文慧心企盼的東風。她借此機會包下直升機，抵達現場直播，打響復出首戰。東風吹來的雀躍與傷亡的殘酷，其中的復雜抉擇與利益掙扎，正是需要小心走過的鋼索。

這不是一段嶄新的鋼索。多年以前，南非攝影師凱文·卡特在蘇丹拍攝的照片《饑餓的蘇丹》就曾經引發了巨大的倫理爭議。照片中，一個瘦骨嶙峋的孩童趴倒在地，不遠處一只禿鷲正死死盯著。攝影師憑借這張照片獲得了諸多獎項，但也承受了巨大的輿論壓力。

藝術創作中的倫理

事實上，這種矛盾遠遠不只存在于新聞領域。幾乎所有的內容創作者，都面臨著同樣的挑戰。當下，其實很難準確定義“內容創作者”。這里，我們暫且把它的定義放得寬泛一些：以表達為生的人。

前一段時間，藝術家蔡國強與始祖鳥合作的藝術項目“升龍”引發了很大的爭議。這場煙花藝術表演的核心定位本是“探索高山在地文化”。但煙花爆炸之時，反倒讓大家看到脆弱的高原環境被這場藝術項目入侵和破壞。環保煙花的說法，引發各方質疑。當創作者被自身的表達遮蔽，那些高原土壤、植被、動物，成為藝術的祭品。

藝術項目《升龍》視頻畫面。

多年以前，我讀過一本犯罪小說《19年間謀殺小敘》。小說講述了女大學生被鉈毒殺的案件。陰郁、憤懣的女大學生文秀娟用寄生蟲卵謀殺了自己的親姐姐文秀琳。進入大學后，文秀娟無所不用其極，偽裝成富家女，她的虛榮自私，引發同學厭惡。最終，同學集體用鉈投毒殺害了文秀娟。

小說層層遞進，情節緊湊抓人，充滿作家的巧思與奇崛的想象力，但是讀完之后卻感到一種強烈的不適——我忍不住想到朱令案。彼時朱令還在世，小說中的諸多細節與現實中的案件有所重疊。但不同的是，小說中遭受鉈謀害的受害者，也是一個極度自私、冷血的殺人兇手。

《19年間謀殺小敘》

作者：那多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年7月

翻閱相關的評論，從小說聯想到朱令案的讀者不在少數。當然，讀者應當能夠分辨小說與現實案件的不同。如果隔了久遠的時間、繁多的傳說，小說與現實的聯系會被稀釋。但對于有著如此鮮明公共記憶的案件來說，現實中的巨大痛苦，轉瞬化為靈感來源，本身即無可避免地呼喚一種觀照。作家在序言中回憶寫作這個故事前后自身生活的變化：步入婚姻、開辦餐廳、父親的勉勵、對小說大綱的喜愛……固然，這些對于作家本人的創作都很重要。但深情的私人回憶，與朱令的病重離世形成難以忽視的張力，隱沒在小說與現實之間。受害者形象的劇烈反轉，是創造力與想象力的證明，也是一種殘酷的靈感產物。

前幾年，模特純子（KAORI）發聲，才讓大家看到知名攝影師荒木經惟與他的模特之間充滿剝削的關系。純子指出，在與荒木經惟合作期間，她被迫裸體拍攝，除了拍攝后的一些零花錢，模特拍攝本身常常拿不到酬勞。以她為模特的照片，在未經她許可的情況下被公開出版，在全世界展覽、售賣。荒木經惟的妻子荒木陽子在書中披露，為了讓模特呈現自然的狀態，荒木經惟會先和她們發生性關系。純子被他稱呼為“老子的女人”“娼婦”。荒木經惟的作品常以捆綁、裸體等方式，將女性的身體作為他創作的對象。他的照片以及藝術世界，曾長久地攝人心魄，打破禁忌被視為至高無上的價值。但對于他鏡頭下的模特來說，“藝術”不只是一種抽象的創造。

《可憐的東西》電影劇照。

好萊塢電影《可憐的東西》中，艾瑪·斯通的露骨表演也曾引發身體剝削的討論。今年早些時候出版的《秘密繆斯》里，記錄了諸多畫家與他們的“繆斯”之間的糾葛。《作家城堡》里寫到了作家、記者瑪莎·蓋爾霍恩與海明威的婚姻，海明威在其中展現出的粗暴，殘忍與自私，讓不少讀者驚訝于這位文豪的另一面。

我們看到，這甚至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古老的爭論：文學藝術與倫理道德的關系。

藝術是不是“巧言令色”

在漫長的歷史中，我們曾習以為常。我們容忍表達者，尤其是藝術家的荒誕不經，甚至奉為圭臬。倫理是迂腐的，藝術是崇高的。但事情正在發生變化。

經典作品《洛麗塔》曾引發過幾輪大討論。小說采用戀童癖亨伯特的視角敘事，它是否美化了對少女的病態迷戀與控制？對惡的剖析，是否必須走進惡？藝術表達是否逾越了倫理底線？藝術應該承載道德嗎？道德要求是否損傷藝術表達？林奕含借《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發出的質問言猶在耳：文學是不是一種巧言令色？

“老登文學”這一詞語的出現，讓難以名狀的不適感獲得了命名，讓沉默的群體掌握了語言，把神圣的經典拉下神壇。這一場浩浩湯湯的大潮仍然方興未艾。我們啟動新的思考，尋找新的語言，捍衛新的倫理。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

但這樣的警惕也蘊含著新的危險。痛苦的質問往往沒有動搖他人，卻先行毀滅了自身。如果一切創作都充滿道德警察式的評判，相信沒有多少創作者（表達者）能始終保有激情。我意識到自己的工作可能具有的“侵略與暴力”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我謹小慎微，自我審查。這令我變得過度畏縮。它的吊詭之處在于，這不單單是一個道德倫理問題。

《墜落的審判》電影劇照。

《墜落的審判》當然是一部關于婚姻生活的電影，但創作與現實的角力，也是它的核心主題之一。電影中，夫妻雙方都是作家，共同的生活甚至成為雙方都想要“爭奪”的潛在素材。生活一旦被轉變為創作的素材與審美的對象，其中必定包含著殘酷。

丈夫薩繆爾曾告訴妻子桑德拉自己的寫作創意：一個關于父親與兒子關系的隱喻。這個故事不難讓人聯想到他在（電影）現實中的過失，由此導致兒子遭遇事故，視神經受損。桑德拉在自己的寫作中使用了這個創意，將它化用到了自己的小說中，其中的父子關系被替換成了母親與女兒。薩繆爾指責桑德拉剽竊，也指責桑德拉把照顧家庭與孩子的責任推到自己身上，以至于他沒有足夠的時間創作。

但在桑德拉眼中，她認為一切皆是自身的選擇：是薩繆爾的選擇，造成了他時間緊張、無暇寫作。薩繆爾完全可以撿起他的創意繼續寫，寫他自己的故事版本。薩繆爾怯懦、恐懼，無法面對自身可能才華有限，根本沒有天賦創作。于是，他總是制造一個又一個的借口，以此來逃避寫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是薩繆爾“需要”這些借口，“需要”受害者的位置。

《墜落的審判》電影劇照。

桑德拉獨立強大，充滿耀眼的光芒。薩繆爾謹慎細致，將家庭照顧得妥帖。他對家庭和兒子付出的時間心力，不能全部用虛偽和逃避來概括。雖說在桑德拉的小說之后，薩繆爾仍然可以創造自己的版本。但同樣的素材與概念，在一個作家已經將它完成的基礎上，要再寫出一個不同的故事，難度不可同日而語。薩繆爾的選擇絕非全部出于逃避與恐懼。如此審判薩繆爾，似乎陷入了我們常常批判的“慕強”陷阱：成功是合情合理的，失敗是軟弱無能的。

但是，桑德拉說的也并非胡話。薩繆爾的選擇中，是否沒有一絲逃避與恐懼？更重要的是，在你死我活的博弈當中，桑德拉與薩繆爾是否沒有其他的出路？

道德大旗總是容易成為“萬金油”。自私的攫取能夠假借倫理之名，膽怯的退縮也可以躲藏在道德之后。藝術可能變成巧言令色，倫理也可能變成替罪羔羊。

是非對錯，清晰，又模糊。盡管困難，但跳出二元對立：性別的，道德的，利益的……，或許我們的確能夠建立新的秩序。那時候，我們玩一種新的游戲，在其中找到一種新的方法：我們不損害自身，也不犧牲他人。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作者：張婷；編輯：走走；校對：薛京寧。海報設計：劉曉斐。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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