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春藤殘疾學生暴增，憑醫生證明獲考試特權，實為鉆法律漏洞

哈嘍，大家好，今天小睿這篇國際評論，要揭秘美國精英大學的“殘疾福利”迷局。

38%斯坦福本科生手握“殘疾證明”，竟是為了考試多拿50%時間？

“殘疾人”標簽成為精英大學的“加分項”，心理問題被當作考試加時的“通行證”，美國高等教育的公平性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

斯坦福大學38%的本科生注冊為“殘疾人”，布朗大學、哈佛大學超20%，阿默斯特學院更是高達34%。

精英大學與公立院校的天壤之別

美國精英大學的“殘疾”比例早已突破常理，斯坦福大學今年的數據顯示，38%的本科生擁有“殘疾”認證，其中24%在秋季學期享受學術或住房特殊照顧。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15年間這類學生數量增長5倍，芝加哥大學8年增長3倍，常春藤盟校普遍超過20%。

更令人咋舌的是，這些“殘疾”學生中，90%以上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肢體殘疾，而是ADHD（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焦慮癥等心理或認知問題。

反觀美國公立兩年制學院，特殊照顧申請比例僅3%-4%，且申請者大多持有童年時期就存在持續損害的醫學證據。

這種鮮明對比背后，是教育資源分配的嚴重失衡。

要知道，美國全國殘疾人比例僅為12%-20%，精英大學的“殘疾”比例遠超社會平均水平，其合理性不言而喻。

更關鍵的是，研究表明，這些精英院校的“殘疾”學生，在閱讀、數學和智商測試中普遍表現優于平均水平，卻憑借認證享受額外福利，形成了“越優秀越特權”的怪圈。

從立法善意到被鉆空子的全過程

這場亂象的根源，始于一系列政策的放寬。

1975年美國《全體殘疾兒童教育法》的頒布，原本旨在為殘疾兒童提供“免費、適當的公共教育”，讓100萬此前被排除在教育體系外的孩子獲得學習機會。

但2008年《美國殘疾人法案》（ADA）修訂后，殘疾定義擴充到“閱讀、學習、集中注意力”等認知領域，為后續的濫用埋下伏筆。

2013年，美國精神病學協會在《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中，進一步放寬了ADHD的診斷標準。

從“明顯臨床損害”改為“癥狀干擾或降低學習質量即可”，且僅需6條相關癥狀持續6個月就能確診。

與此同時高等教育與殘疾協會（AHEAD）發布指南，要求高校審核更重視學生“個人感受”，而非單純依賴醫學診斷。

這一系列調整，讓“殘疾”認證門檻大幅降低，無需長期病史、無需藥物治療佐證，一張基礎醫生證明甚至簡單的自我陳述，就能輕松獲得認證。

更值得警惕的是，富裕家庭早已摸清其中門道。

2019年美國大學招生舞弊丑聞曝光，除了偽造體育特長、考試作弊，部分家長通過行賄醫生為子女獲取虛假“殘疾診斷”，以便在入學考試中獲得特殊照顧。

這種操作并非個例，在精英教育競爭白熱化的背景下，“殘疾”認證已成為繼體育特長、公益履歷后的又一“升學捷徑”。

特權背后的階層固化與資源浪費

“殘疾”認證帶來的福利堪稱“逆天”：考試時間延長50%、無干擾考場、使用電子設備、錄制課堂內容、作業延期，甚至能拿到“免點名”便條。

這些特權直接沖擊了教育公平的根基，考試的核心是考察規定時間內解決問題的能力，而普通學生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享受額外福利的“殘疾”學生同臺競爭，本身就處于劣勢。

LSAT考試（法學院入學考試）的數據更能說明問題：獲得額外時間的學生平均分數顯著高于普通考生，而真正因身體缺陷需要加時的學生寥寥無幾。

這種不公還體現在階層差異上，富裕家庭能輕松支付診斷費用（國內類似ADHD檢測醫保報銷后仍需1493元，美國費用更高），甚至通過行賄獲取認證。

而真正需要幫助的貧困殘疾學生，卻可能因無力承擔檢測費用，連基本的福利都無法享受。

對高校而言，這一現象也造成了沉重的資源負擔。斯坦福大學為滿足“殘疾”學生需求，相關預算已增長3倍，需要額外建設專用考場、配備更多監考人員。

部分教授直言，這種情況嚴重干擾了對學生真實能力的評判，讓“努力”在“特權”面前失去價值。

更危險的是，“追求殘疾標簽”已在學生群體中形成趨勢，一些人將學業壓力、情感問題強行歸結為“神經發育障礙”，既扭曲了自我認知，也加劇了社會對心理疾病的誤解。

爭議難平：制度改革的兩難困境

面對這場亂象，美國教育界陷入分裂。支持方認為，數據增長是特殊教育體系有效運作的證明，放寬標準能幫助更多真正有需要的學生，欺詐現象并不普遍，無需過度擔憂。

反對方則強調，制度漏洞已嚴重損害教育公平，若不及時整改，將進一步加劇階層固化，讓高等教育淪為富人的“專屬游戲”。

網友的看法則高度一致：絕大多數人認為，這種現象不僅阻礙了真正殘疾學生獲得幫助，還讓“殘疾”認證成為操縱成績的工具。

有觀點提出，應放寬所有學生的教育評估標準，不以單一考試成績為核心，也有人認為，關鍵在于收緊審核門檻，恢復“臨床數據+醫學診斷”的雙重驗證，讓政策回歸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