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一則來自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案件披露,像一顆巨石投入平靜的湖面,在全國掀起軒然大波。
沒有硝煙,卻藏著最赤裸的利益交換;不見刀光,卻踐踏了最珍貴的社會公平。2014至2020年間,以張某潔為首的犯罪團伙,在全國十余省市織就了一張嚴密的替考網絡,累計作案89次,非法獲利超千萬元。最終,34名涉案罪犯鋃鐺入獄,主犯被判處五年至五年六個月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而通過作弊“上岸”的百余名公職人員,無論履職多久、職位高低,全部被開除公職,職業生涯徹底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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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考,本是普通人靠努力改變命運的“陽光通道”,卻被一群逐利之徒變成了“付費游戲”。這起橫跨6年的替考大案,不僅曝光了一條隱蔽且跨區域的黑色產業鏈,更拋出了三個直擊人心的追問:誰在替考?層層關卡為何形同虛設?公考作弊為何屢禁不絕?
這三問的背后,是個體貪欲與制度漏洞的碰撞,是短期利益對長期公平的侵蝕,更是每一個為夢想拼搏的普通人,對“努力就有回報”的信仰拷問。
一、誰在替考?:一場高學歷與逐利者的骯臟共謀
很多人以為,替考只是“差生”的投機取巧,但張某潔團伙的運作模式,卻顛覆了這種認知——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專業化共謀”,參與者橫跨了“需求端”“供給端”和“服務端”,形成了環環相扣的黑色鏈條。
需求端的考生,并非都是“學渣”,更多是被“上岸焦慮”逼瘋的投機者。他們中,有連續備考多年屢屢失利的“考公老兵”,有嫌棄復習太苦想走捷徑的年輕人,還有被家人寄予厚望、急于證明自己的應屆生。這些人抱著“上岸為王”的心態,將誠信拋諸腦后,心甘情愿為替考支付3萬到30萬不等的費用——熱門的公安、稅務崗位,替考價格甚至能炒到30萬,相當于普通工薪階層幾年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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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端的“槍手”,則是被金錢誘惑的高學歷群體。團伙專門招募985、211高校的應屆畢業生、在讀研究生,甚至是沒找到理想工作的“考霸”。他們憑借超強的學習能力,應對公考游刃有余,卻把天賦用錯了地方。團伙會先讓應聘者做模擬試卷篩選,再根據成績分為“全能型”(全程替考)和“單項型”(專攻擅長科目),建立詳細的“槍手檔案”。單次替考酬勞1萬到8萬,讓這些本該成為社會棟梁的年輕人,淪為了破壞公平的幫兇。
而串聯起這一切的服務端,更是專業化到令人發指。張某潔等主犯負責整體運營和風險控制,像“老板”一樣統籌全局;技術團隊專門偽造證件、合成照片——把考生的身份信息和槍手的面部特征結合,制作出“兩人都像”的合成照,連身份證芯片信息都能偽造;中介則通過線上投放“公考保過”廣告、線下熟人背書的方式招攬考生。這個分工明確的團伙,把神圣的公考當成了“生意”,把公平正義當成了牟利的籌碼。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場替考的涉案地域覆蓋全國十余省市,經濟發達省份的舞弊案件占比高達63%,長三角地區涉案人數就占了總人數的38%。越是競爭激烈的崗位,越容易成為替考的重災區,這背后是“編制崇拜”下的畸形競爭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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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層關卡緣何失守?:技術滯后與監管缺位的雙重漏洞
從報名審核、身份核驗,到考場監考、入職備案,公考本應有一套嚴密的“防火墻”。但張某潔團伙能連續作案6年不被發現,恰恰說明這些關卡在現實中層層失守,給了作弊者可乘之機。
第一重漏洞,在身份核驗的“第一道防線”。團伙制作的假證件堪稱“高仿”,合成照片巧妙融合考生與槍手的面部特征,“眼睛用考生的,鼻子用槍手的,膚色調一致,不仔細看根本分辨不出來”。而當時很多考場的IC卡核驗系統沒有與公安戶籍系統實時聯網,無法校驗芯片信息的真實性,人工核驗又因考生多、時間緊難以細致比對,讓“槍手”拿著假證就能輕松入場。
第二重漏洞,在考場監管的“中間環節”。2014至2020年間,公考的反作弊技術還不夠完善,部分考場沒有全程監控,無線信號屏蔽儀也未能覆蓋所有作弊頻段。更有甚者,團伙還買通了個別考場工作人員,在核驗時故意“放水”。由于缺乏跨場次、跨地區的身份信息比對系統,同一“槍手”多次在不同考試中出現,卻始終沒有被發現。監管的缺位,讓考場變成了作弊者的“自由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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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重漏洞,在入職后的“后續核查”。百余名作弊者中,有35人已經通過試用期正式任職,有的甚至履職近5年,直到2021年某基層公安局檔案核查時,才發現一名民警的準考證照片與入職檔案照片存在差異,這才順藤摸瓜揭開了整個騙局。入職后的檔案審核流于形式,讓作弊者得以長期潛伏在公職隊伍中,這是對制度最沉重的諷刺。
層層關卡的失守,從來不是單一環節的問題,而是技術防控滯后、監管責任缺位、部門協同不足的系統性漏洞。當反作弊技術跟不上作弊手段的升級,當監管的眼睛跟不上利益的誘惑,公平的防線自然會被輕易突破。
三、為何屢禁不絕?:競爭焦慮與利益驅動的惡性循環
張某潔團伙被摧毀,百余名作弊者被開除,主犯鋃鐺入獄,但公考作弊的陰影從未真正消散。為何替考行為屢禁不絕?答案藏在需求與供給的惡性循環里,也藏在社會評價體系的偏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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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核心的驅動力,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競爭焦慮。近年來,公考熱度持續攀升,2026年天津公務員考試整體報錄比達138:1,最激烈的崗位更是達到1898:1。千余人爭搶一個崗位的殘酷現實,讓很多人產生了“為了上岸,不擇手段”的極端心態。在他們看來,30萬的替考費雖然高昂,但只要能換來穩定的公職身份,就是“一本萬利”的投資。這種焦慮感,讓替考有了源源不斷的需求。
最直接的催化劑,是巨額利益的誘惑。張某潔團伙幾年內非法獲利超千萬元,主犯賺得盆滿缽滿;“槍手”單次酬勞最高8萬,遠超普通兼職的收入;中介也能從每筆交易中抽成。高回報讓不法分子甘愿鋌而走險,即便知道風險巨大,也愿意賭一把。利益的驅動,讓替考鏈條不斷滋生、蔓延。
最深層的根源,是“唯編制論”的社會評價偏差。在很多人心中,“考上公職=穩定=成功”,公職身份成了衡量個人價值的重要標準。這種單一的評價體系,讓年輕人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公考這條路上,也讓部分人在競爭壓力下迷失了方向,放棄了誠信底線。正如有人在庭審時供述:“當時聽朋友說花15萬就能保證考上,不用熬夜看書,腦子一熱就答應了,現在想想真是悔不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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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公平:多管齊下,筑牢公考的“防火墻”
公考的公平,不僅是個人命運的公平,更是社會秩序的基石。百余名作弊者被開除,主犯被判刑,這是法律給出的答案,但要真正遏制替考行為,還需要多管齊下,從技術、制度、觀念上全面發力。
首先,升級技術防控,讓作弊“無機可乘”。要全面推行人臉識別、指紋核驗等生物識別技術,實現與公安戶籍系統實時聯網,從源頭杜絕身份造假;在考場配備全頻段信號屏蔽儀、隱形耳機探測儀等反作弊設備,實現全程高清監控、錄像存檔;建立全國統一的考試身份信息數據庫,實現跨場次、跨地區的身份比對,讓“槍手”無處遁形。技術的進步,是守護公平最直接的武器。
其次,加大懲處力度,讓作弊“得不償失”。要堅持全鏈條打擊,不僅要嚴懲替考組織者,追究其刑事責任,還要嚴厲處罰參與替考的考生和“槍手”,讓他們付出沉重的法律代價;要將作弊行為納入個人征信系統,在就業、貸款、子女教育等方面進行限制,形成長期震懾;對考試過程中失職瀆職的工作人員,要嚴肅追責問責,絕不姑息遷就。只有讓作弊的成本遠高于收益,才能遏制投機者的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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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完善制度保障,讓公平“有法可依”。要加快出臺專門的《考試法》,明確考試作弊的法律界定、處罰標準和監管責任,讓反作弊工作有章可循;要健全透明招考機制,公開報名、考試、閱卷、錄取等各個環節的信息,接受社會監督;要強化入職后的檔案核查,建立常態化的身份復核機制,防止作弊者“蒙混過關”。
最后,推動教育評價多元化,讓成功“不止一條路”。要打破“唯編制論”的評價誤區,引導社會樹立多元化的人才觀,認可不同職業的價值;要加強職業教育,完善技能人才培養、評價、激勵機制,為年輕人提供更多發展路徑;要加強誠信教育,讓“誠信考試”的理念深入人心,讓每個人都明白,靠投機取巧得來的成功,終究是鏡花水月。
89次替考,千萬黑利,百余名作弊者被開除,這場橫跨6年的公考騙局,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公平從來不是憑空而來的,它需要我們每個人去守護,也需要制度去筑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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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考之路,不該是“捷徑”之路,而應是“實力”之路。只有讓每一個挑燈夜讀的努力都不被辜負,每一份誠信堅守都能得到尊重,我們的社會才能更公平、更溫暖、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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