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訴2年后撤訴？英方找不到“中國威脅”證據，轉而開始親中政策

一場鬧得沸沸揚揚的“中國間諜案”，折騰兩年后竟以證據不足草草收場。

兩名英國男子從被捕起訴到無罪脫身，英方嘴上喊著“國家安全受威脅”，卻拿不出半點實錘證據。

更耐人尋味的是，撤訴的余波還未散去，英國政府就火速變臉。

一邊炒作“威脅論”，一邊轉頭示好求合作。這場反轉大戲的背后，到底藏著怎樣的算盤？

2023年3月，一起“中國間諜案”在英國引發關注，30歲的國會研究員克里斯托弗·卡什和33歲的教師克里斯托弗·貝里被反恐警察逮捕。

英方指控兩人在2021年12月至2023年2月期間，為中國搜集并提供有損英國國家安全與利益的信息，違反了該國《官方保密法》。

這起案件在當時被炒得沸沸揚揚，英方部分政客和媒體借此渲染“中國威脅”，讓外界以為會有一場激烈的庭審對決。

2024年4月，英方正式對兩人提起公訴，案件似乎朝著“定罪”的方向推進。

但兩名被告自始至終堅決否認所有指控，卡什表示自己一直認為貝里效力于一家戰略咨詢公司，只是出于共同興趣分享中英政治相關信息，從未想過對方會向中國情報部門傳遞信息。

貝里則稱自己的工作是為中國公司撰寫貿易相關報告，內容多為公開領域的信息和不準確的政治推測。

就在所有人以為庭審會如期舉行時，2025年9月15日，英國檢方突然宣布撤銷對二人的指控，給出的理由是“證據不足”。

這一反轉讓這起持續兩年的案件淪為外界眼中的“鬧劇”。

中方此前就多次明確表示，所謂“中方涉嫌竊取英國情報”的說法完全是無中生有、惡意詆毀，撤訴的結果也印證了這一點。

案件撤訴并非偶然，核心問題出在“證據”上。

英方檢方（皇家檢察署）后來披露，他們曾多次要求政府提供能證明中國對英國構成“國家安全威脅”的證據，但始終沒有得到滿足。

而根據英國《官方保密法》，間諜罪的成立前提是被告提供的信息“對敵國有用”，這里的“敵國”被明確界定為“在涉嫌犯罪發生時，對英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國家”。

這一法律界定的明確，源于之前稍早的另一起案件。

六名被控替俄羅斯從事間諜活動的保加利亞公民被判有罪，該案厘清了“敵國”的定義，也提高了間諜罪的定罪門檻。

對于卡什和貝里的案件來說，要繼續起訴，就必須證明在2021年12月至2023年2月這段時間里，英國政府已正式將中國界定為“國家安全威脅”。

但無論是當時的保守黨政府，還是后來上臺的工黨政府，都沒有將中國列為“國家安全威脅”的官方表述。

英國副國家安全顧問馬特·柯林斯提交的證詞，雖然羅列了所謂中國的“威脅”，卻并未給出明確的定性。

更關鍵的是，英國政府內部對此存在重大分歧。

首相斯塔默的國家安全顧問團隊、外交部與主張推進案件的內政部意見不合，政府不愿也無法在證據中把中國界定為“敵人”。

多重因素疊加，導致檢方因證據達不到起訴標準，只能無奈撤訴。

案件撤訴后，英國國家安全戰略聯合委員會展開復盤。

出具的報告毫不客氣地指出，案件未能成功公訴的核心原因是“系統性失誤”。

英國政府與檢方之間的工作流程“充斥著混亂，雙方預期存在嚴重偏差”，部分環節甚至能用“一團糟”來形容。

報告還提到，案件的取證流程過于遲緩，相關疑慮沒有及時提出，導致后期出現嚴重的預期偏差。

更值得注意的是，檢方在處理這起高關注度、高外交敏感性的案件時，過度依賴單一證人，這也成為案件推進的隱患。

不過，復盤報告也澄清，沒有證據表明存在“高層協調阻撓訴訟”的行為，算是給斯塔默政府洗清了最嚴重的指控。

除了辦案流程的混亂，英國國內的黨派之爭也讓事情變得更復雜。

案件撤訴后，在野的保守黨黨魁凱米·巴德諾赫公開指控執政工黨“刻意讓審訊流產”，聲稱“首相想討好北京”。

而斯塔默則回應稱，政府對中國的定義不能事后追改，必須依據當時保守黨政府的立場，將問題歸咎于前任政府的政策，試圖撇清自身責任。

這種內部的政治博弈，讓本就混亂的案件處理雪上加霜。

事實上，這起案件的鬧劇，本質上是英國對華政策搖擺不定的縮影。

過去十年，英國對華態度反復無常，卡梅倫執政時期喊出“黃金時代”，脫歐后轉向“對華警惕”，蘇納克更是直接宣布“黃金時代結束”。

這種忽冷忽熱的政策，不僅讓外界看不懂，也讓英國自身陷入兩難——既想在安全議題上迎合國內保守派和美國的態度，又不敢徹底破壞與中國的關系。

案件撤訴后不久，英國的對華政策出現了明顯轉向。2025年12月1日，首相斯塔默在倫敦金融城發表演講。

他一邊承認中國是“規模龐大、雄心勃勃和創造力非凡的國家”，是科技、貿易和全球治理領域的“決定性力量”。

強調英國“缺乏對華接觸的局面不能再繼續下去”，需要加強對華貿易與合作。

一邊又宣稱中國對英國構成“系統性的國家安全威脅”，英方會采取必要措施應對。

這種“經貿上靠中國，安全上防中國”的割裂論調，背后是英國現實的利益考量。

脫歐后的英國經濟疲弱、投資不足，急需尋找外部市場刺激增長。

美國的產業保護越來越強，歐盟內部市場有限，且脫歐后英國與歐盟關系尷尬，新興市場又難以撐起英國的服務貿易。

而中國作為英國的第五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近千億英鎊，對高端服務、奢侈品、醫療、金融等英國優勢產業有著持續需求，是英國無法放棄的“經濟生命線”。

為了促成2026年的訪華行程，英國已經采取了一些實際行動，比如迅速通過了被阻撓7年的中國駐英使館新館舍審批，擱置了“中國間諜案”的爭議。

此前，英國外相戴維·拉米在2024年10月訪問中國，成為六年來僅第二位訪華的英國外相；國家安全顧問鮑威爾也在2025年7月秘密訪華，表達了加強對話溝通的意愿。

但英國的轉向并不徹底，斯塔默明確表示，不會在安全與經貿之間尋找平衡點，只會在沒有安全風險的領域與中國合作，像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則會排除在外。

這種“既要又要”的心態，引發了中方的不滿。

中國駐英大使館第一時間表態，反對英國散布“中國威脅論”和無端指責，強調發展中英關系的基礎是相互尊重，合作的本質是互利共贏。

對于英國來說，想要在經濟上借助中國的市場紅利，又不愿在政治姿態上放下“意識形態偏見”，這種矛盾的政策很難走得遠。

如果英國繼續任由反華勢力挑釁，用“一邊合作一邊指責”的模式對待中國，只會損害雙邊互信，讓商業合作面臨更多地緣政治風險。

畢竟，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從來都不是單方面的“予取予求”，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礎上。

英國能否真正放下冷戰思維和殖民幻想，用務實的態度對待中國，不僅決定著2026年訪華的成效，更影響著未來中英關系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