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京滬高校版圖，廣東的“瘋狂”建校背后是一場精準卡位

廣東五年新增26所高校圖譜：經濟第一省的教育突圍與城市新棋局

未來十年的城市競賽，勝負手為何藏在一所所大學里？

從“教育洼地”到“創新雨林”，廣東城市升級的密碼正在揭曉

校城融合的廣東樣本：高校建設潮如何重塑區域經濟格局

城市的競爭歸根結底是發展動能與可持續性的較量。對于一個經濟總量連續三十余年領跑全國的省份而言，廣東曾面臨一個顯眼的課題：如何在經濟高地上構筑與之匹配的人才和創新高地。近五年來，一項密集的高等教育布局在嶺南大地鋪開——超過26所新建、擴建或合作辦學的高校項目陸續啟動或落成，從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穩步發展，到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的正式啟航，再到以“大灣區”命名的大灣區大學的積極籌建，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發生。這并非簡單的數量補充，而是一場關于城市發展邏輯的戰略轉向：從依賴短期要素聚集，轉向投資長效創新引擎。

廣東高等教育資源的“家底”一度與其經濟地位不盡匹配。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廣東省內的“雙一流”建設高校數量為8所，這與北京超過30所的規模存在差距。在人口結構上，深圳作為創新之都，其在校大學生數量與常住人口的比例約為1:95，而同期武漢的這一比例接近1:10。這種差距在產業升級的迫切需求面前愈發凸顯。以廣東省重點發展的戰略性產業集群為例，有行業預測指出，到2035年，僅在高性能制造、新材料等領域，高端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缺口就可能達到數百萬量級。過去依靠全國吸引人才的“虹吸效應”雖然有效，但在各地紛紛發力“強省會”戰略、人才競爭白熱化的背景下，夯實本土人才培養能力已成為保障人才供給穩定性和匹配度的關鍵。

這一布局緊密對接國家層面的戰略導向。《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等綱領性文件明確提出，要提升高等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廣東的實踐正是將這一要求落地。例如，在東莞松山湖科學城，香港城市大學（東莞）校區的規劃建設與科學城的產業發展規劃同步推進，旨在構建從基礎研究、應用研發到產業孵化的完整生態鏈。這種“同步規劃、同步建設”的模式，目標就是減少產學脫節，讓高校的科研活動更能響應市場需求。

高校的數量增長只是表象，真正的挑戰和機遇在于能否實現高質量的“校城融合”。廣東的不同城市正探索著各具特色的路徑。

在深圳，一種“嵌入式共生”的模式初見雛形。位于南山區科技園的深圳理工大學，與華為等頭部企業共建了多個聯合實驗室。這些實驗室并非孤立的科研單元，而是讓學生和研究人員能夠直接參與到企業面臨的實際技術難題攻關中。這種深度合作不僅為高校提供了前沿的研究課題和資源，也為企業注入了持續的創新活力。據觀察，深圳有相當比例的科技創新企業選擇將研發中心設立在高校周邊區域，逐漸形成了高效的“產學研”互動網絡。

東莞則嘗試了“需求導向”的辦學思路。香港城市大學（東莞）在規劃初期，其學科設置就充分考慮了東莞作為制造業重鎮的需求。相關專業的課程設計并非僅僅由校方決定，而是吸收了來自本地重點企業的建議，甚至將解決企業實際生產環節的特定問題納入教學和實踐環節。這種“訂單式”的培養模式，旨在提升人才培養與產業需求的契合度，讓學生所學更能為所用。

佛山在探索“資源共享、利益捆綁”的機制上提供了另一種思路。佛山大學的科技園嘗試引入企業資本共同建設實驗室，高校以知識產權和技術入股，形成了風險共擔、收益共享的合作模式。這不僅緩解了高校在科研設施投入上的壓力，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種激勵機制，促使科研方向更貼近市場應用和產業化前景。據報道，該科技園在技術成果轉化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反映出這種模式的生命力。

為什么持續投資高等教育的城市值得長期關注？因為教育投入的回報雖然周期較長，但其產生的效益是系統性、根本性的。

高校首先構成了高端人才的“蓄水池”和“創新源”。歷史經驗表明，無論是美國硅谷與斯坦福大學的互動，還是北京中關村與眾多高校院所的依存，都印證了知識密集區對創新活動的巨大推動作用。對于廣東的電子信息、新能源汽車、生物醫藥等主導產業而言，對跨學科、復合型人才的需求極為旺盛。本土化的高水平人才培養體系，能夠提供更穩定、更對口的人才供給。有研究顯示，本地重點高校的畢業生留在本省就業的比例顯著高于外來引進人才，這有助于形成更穩定的人才基礎。

其次，持續的教育投入反映了城市的財政韌性和長期發展決心。高等教育是長周期、高投入的事業，需要持續穩定的資源支持。廣東省以及深圳、廣州等核心城市具備較強的財政實力，能夠保障這些長期項目的順利推進。這種財政上的穩健性，意味著即使在宏觀經濟的波動周期中，城市也有能力維持對關鍵領域（如基礎設施、科研項目）的投入，這為長期的創新發展提供了確定性。同時，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廣東的高校在開展跨境合作、國際人才引進等方面享有政策便利，這為進一步提升教育開放水平和國際影響力創造了條件。

再者，高校帶來的“知識溢出效應”遠超校園圍墻。高校的科研成果通過技術轉讓、孵化創業公司等多種形式流向社會，直接催化新產業、新業態。例如，深圳大學在專利轉化方面一直保持活躍，其孵化的多家創新型企業已成長為細分領域的佼佼者。這種由知識創新驅動的經濟活力，正是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

在這場高校建設的熱潮中，也需要冷靜的思考。避免走入“重硬件輕軟件”的誤區至關重要。僅僅建設漂亮的校區、擴大學科規模是不夠的，如果城市的產業基礎、公共服務、人才政策等“軟環境”跟不上，同樣難以吸引和留住一流的師資與畢業生。此外，高校的學科布局必須與城市的產業定位和發展方向緊密結合，避免盲目追求“大而全”，導致教育資源錯配和人才浪費。成功的城市，必然是將高校視為平等的“創新合伙人”，而非裝點門面的“政策盆景”，致力于構建深度融合、協同共生的良性生態。

城市的競爭是一場沒有終點的長跑。從追求“速度”到注重“質量”，從依賴“制造”到發力“創造”，廣東的轉型路徑揭示了一個趨勢：未來城市競爭力的分水嶺，將越來越取決于其構建“教育-科技-產業”良性循環的能力。當一些地區仍在依賴傳統的增長路徑時，那些敢于并善于對教育進行戰略性投入的城市，正是在為未來的發展埋下種子、積蓄能量。

這場深刻的變革，也為個人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對于求職者而言，高校密集區和與之配套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集聚區可能意味著更多的職業機會；對于創業者來說，高校的科技成果轉化平臺和創新生態可能成為寶貴的資源；對于所有關注區域發展的人而言，一個城市對大學的態度和投入，是觀察其未來潛力的重要窗口。正如一位教育界人士所言：“一座城市如何對待它的大學，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它如何對待它的未來。”在科技創新定義發展高度的時代，那些愿意為教育傾注心力的城市，更有可能在未來的格局中占據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