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陳璉失蹤后陳布雷遍尋不見，無奈問周恩來：小女是否在貴黨處

“我沒辦法選擇我的出身，但我完全能夠選擇自己要走的路！”說這話的姑娘，是蔣介石最信任的“文膽”陳布雷的小女兒陳璉。1941年，這位大家閨秀突然失蹤了，陳布雷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以他的身份，動用全國人脈尋人易如反掌，可看到女兒留下的一封信后，他卻悄悄壓下了這事，還暗地里托人聯系上周總理，小心翼翼地問：“小女是否在貴黨處？”

陳璉到底去了哪兒？她真的投奔了共產黨嗎？最后又找著了嗎？這背后藏著一段跨越陣營的父女情，更藏著一位少女的堅定抉擇。

一、蔣介石的“筆桿子”：身不由己的陳布雷

陳布雷是個實打實的文人，早年在上海報界闖出名堂。他打心底里擁護孫中山，寫過不少聲援辛亥革命的文章，字里行間全是熱血。后來北洋政府腐敗不堪，他又拿起筆當刀槍，一篇篇檄文把那些丑事揭得底朝天。連毛主席都夸他文章寫得好，說里面不少想法和共產黨的理念不謀而合。

共產黨本來想拉他入伙，可還是慢了一步——陳布雷已經投了國民黨，還憑著一手好文筆深得蔣介石信任，成了蔣介石的“御用筆桿子”。那些捧蔣介石、踩對手的文章，大多出自他手。時間一長，陳布雷越寫越別扭，他發現國民黨根本不是自己當初想的樣子，可開弓沒有回頭箭，只能硬著頭皮走下去。

1936年西安事變后，蔣介石心里窩火，讓陳布雷寫篇《西安半月紀》，硬是把事變的真相扭曲了一番。這事讓陳布雷心里更不是滋味，從那以后，他就打定主意不讓子女再碰政治，可千防萬防，最疼愛的小女兒還是“跑偏”了。

陳璉的童年挺坎坷。1919年她出生時，母親楊品仙因為產后血崩沒挺過來，剛落地就沒了娘。陳布雷給她取了個乳名“憐兒”，送回浙江慈溪老家讓外婆帶大。1932年，已經當上浙江省教育廳長的陳布雷才把13歲的陳璉接到身邊，正式給她取名“陳璉”。

或許是對女兒有愧疚，陳布雷對陳璉又疼又嚴。可從小在外婆家長大的陳璉，對父親的嚴厲管教不太適應，父女倆之間總隔著點距離。但陳璉心里清楚，父親是愛自己的，只是這份愛里，藏著太多身不由己的無奈。

二、沖破家庭的“紅色種子”：秘密入黨的陳璉

1938年，陳璉跟著父親遷都重慶，進入合川國立二中讀書。這時候日軍都快打到家門口了，蔣介石卻還喊著“攘外必先安內”，一心要打共產黨。親眼看著山河破碎，再看看國民黨高層的麻木，陳璉心里第一次升起厭惡之情。

那陣她特別崇拜俄國的“十二月黨人”——那些貴族子弟為了推翻沙皇，寧愿背叛自己的階級，甚至獻出生命。屠格涅夫的《門檻》更是成了她的精神寄托，詩里那位跨越門檻、甘愿受刑的少女，仿佛就是她自己的寫照。她把詩句抄在日記本里，一遍遍告訴自己：出身算什么，信念才重要。

陳璉的心思被地下黨組織看在眼里，悄悄給她送了不少進步書籍。看著那些講真理、談救國的文字，她漸漸明白：國民黨救不了中國，真正能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的，是共產黨。她開始帶著同學上街募捐、演抗日戲劇，把滿腔熱情都投進了救亡運動里。1939年7月，20歲的陳璉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走上了和父親截然相反的道路。

入黨后，陳璉考上了西南聯大，想學地質專業將來建設國家。在這里，她遇到了生命里的另一半——聯大黨組織負責人袁永熙。兩人一起搞宣傳、組織活動，朝夕相處中漸生情愫，成了革命伴侶。

三、失蹤之謎：暗通周總理的父親

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西南聯大也被盯上了，不少同志接連被捕。黨組織當機立斷，讓骨干成員撤出學校，到云南個舊等地潛伏。陳璉化名“程國儀”，在當地中學教書隱蔽。走之前，她給姐姐寫了封信，說要和家庭斷絕關系，走自己的路。

陳布雷好久沒收到女兒的消息，正坐立不安時，這封信寄到了家里。看完信，他眼前一黑——女兒果然跟共產黨扯上了關系，十有八九去了延安。他心里又急又怕，急的是女兒安危，怕的是這事要是被蔣介石知道，全家都得遭殃。

思來想去，陳布雷沒敢聲張，悄悄托人輾轉聯系上周總理。當聽到電話那頭問“小女是否在貴黨處？是否去到延安？”時，周總理也很謹慎。當時第二次反共高潮剛過，局勢稍緩，他立刻給延安發電報核實，得到的回復是“未見此人”。

得知女兒沒去延安，陳布雷松了口氣，第二天就在重慶、昆明的報紙上登了尋人啟事：“璉兒，見字盼即回家。父示。”可啟事登了好久，始終沒有回音。他哪里知道，女兒正化名在云南教書，也看到了啟事，只是心里對國民黨早已失望透頂，沒打算回家。

四、潛伏歸來：父女間的默契與堅守

一年后，黨組織覺得陳璉留在重慶更能發揮作用，就把她接回了重慶。陳璉先去見了周總理，再次提出想去延安，可周總理搖了搖頭：“你留在父親身邊，能拿到的情報比去延安更重要。”陳璉明白了，這是組織交給她的新任務。

當陳璉出現在家里時，陳布雷又驚又喜，一把抱住女兒，生怕一松手她又消失了。“你這一年去哪了？為啥不跟家里聯系？”陳布雷一連串問題拋過來。陳璉早想好了說辭：“去蘇北農村搞社會調查了，那邊太偏，沒看到尋人啟事。我以后想當學者，研究地質。”

陳布雷哪敢深究，趕緊幫女兒把學籍從西南聯大轉到重慶中央大學，讓她留在自己眼皮底下。他或許猜到了女兒的真實身份，卻從沒點破——這是父親對女兒最后的保護。而陳璉也借著“陳布雷女兒”的身份作掩護，在國民黨核心地帶悄悄收集情報，成了潛伏最深的“紅色特工”。

五、悲劇落幕：殊途同歸的父女

1947年，陳璉和袁永熙在北平結婚，證婚人是北平市市長何思源，婚禮辦得風風光光。可誰也沒想到，婚后不久兩人就因地下電臺案被捕，被押回南京。陳布雷沒法眼睜睜看著女兒受苦，出面保釋，懷孕三個月的陳璉才先出了獄，后來袁永熙也被保釋出來。

1948年，國民黨敗局已定，陳布雷看著自己效忠的政權分崩離析，又無力改變，最終選擇了自殺。而陳璉在新中國成立后繼續為黨工作，1956年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她當著眾人的面說出了那句名言：“我們沒有辦法選擇我們的出生之地，但是我們能夠選擇自己的道路。”周總理當場就夸她講得好。

可惜這位堅定的革命者，在1967年也遭遇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