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辦法選擇我的出身,但我完全能夠選擇自己要走的路!”說這話的姑娘,是蔣介石最信任的“文膽”陳布雷的小女兒陳璉。1941年,這位大家閨秀突然失蹤了,陳布雷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以他的身份,動用全國人脈尋人易如反掌,可看到女兒留下的一封信后,他卻悄悄壓下了這事,還暗地里托人聯系上周總理,小心翼翼地問:“小女是否在貴黨處?”
陳璉到底去了哪兒?她真的投奔了共產黨嗎?最后又找著了嗎?這背后藏著一段跨越陣營的父女情,更藏著一位少女的堅定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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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蔣介石的“筆桿子”:身不由己的陳布雷
陳布雷是個實打實的文人,早年在上海報界闖出名堂。他打心底里擁護孫中山,寫過不少聲援辛亥革命的文章,字里行間全是熱血。后來北洋政府腐敗不堪,他又拿起筆當刀槍,一篇篇檄文把那些丑事揭得底朝天。連毛主席都夸他文章寫得好,說里面不少想法和共產黨的理念不謀而合。
共產黨本來想拉他入伙,可還是慢了一步——陳布雷已經投了國民黨,還憑著一手好文筆深得蔣介石信任,成了蔣介石的“御用筆桿子”。那些捧蔣介石、踩對手的文章,大多出自他手。時間一長,陳布雷越寫越別扭,他發現國民黨根本不是自己當初想的樣子,可開弓沒有回頭箭,只能硬著頭皮走下去。
1936年西安事變后,蔣介石心里窩火,讓陳布雷寫篇《西安半月紀》,硬是把事變的真相扭曲了一番。這事讓陳布雷心里更不是滋味,從那以后,他就打定主意不讓子女再碰政治,可千防萬防,最疼愛的小女兒還是“跑偏”了。
陳璉的童年挺坎坷。1919年她出生時,母親楊品仙因為產后血崩沒挺過來,剛落地就沒了娘。陳布雷給她取了個乳名“憐兒”,送回浙江慈溪老家讓外婆帶大。1932年,已經當上浙江省教育廳長的陳布雷才把13歲的陳璉接到身邊,正式給她取名“陳璉”。
或許是對女兒有愧疚,陳布雷對陳璉又疼又嚴。可從小在外婆家長大的陳璉,對父親的嚴厲管教不太適應,父女倆之間總隔著點距離。但陳璉心里清楚,父親是愛自己的,只是這份愛里,藏著太多身不由己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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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沖破家庭的“紅色種子”:秘密入黨的陳璉
1938年,陳璉跟著父親遷都重慶,進入合川國立二中讀書。這時候日軍都快打到家門口了,蔣介石卻還喊著“攘外必先安內”,一心要打共產黨。親眼看著山河破碎,再看看國民黨高層的麻木,陳璉心里第一次升起厭惡之情。
那陣她特別崇拜俄國的“十二月黨人”——那些貴族子弟為了推翻沙皇,寧愿背叛自己的階級,甚至獻出生命。屠格涅夫的《門檻》更是成了她的精神寄托,詩里那位跨越門檻、甘愿受刑的少女,仿佛就是她自己的寫照。她把詩句抄在日記本里,一遍遍告訴自己:出身算什么,信念才重要。
陳璉的心思被地下黨組織看在眼里,悄悄給她送了不少進步書籍。看著那些講真理、談救國的文字,她漸漸明白:國民黨救不了中國,真正能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的,是共產黨。她開始帶著同學上街募捐、演抗日戲劇,把滿腔熱情都投進了救亡運動里。1939年7月,20歲的陳璉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走上了和父親截然相反的道路。
入黨后,陳璉考上了西南聯大,想學地質專業將來建設國家。在這里,她遇到了生命里的另一半——聯大黨組織負責人袁永熙。兩人一起搞宣傳、組織活動,朝夕相處中漸生情愫,成了革命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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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失蹤之謎:暗通周總理的父親
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西南聯大也被盯上了,不少同志接連被捕。黨組織當機立斷,讓骨干成員撤出學校,到云南個舊等地潛伏。陳璉化名“程國儀”,在當地中學教書隱蔽。走之前,她給姐姐寫了封信,說要和家庭斷絕關系,走自己的路。
陳布雷好久沒收到女兒的消息,正坐立不安時,這封信寄到了家里。看完信,他眼前一黑——女兒果然跟共產黨扯上了關系,十有八九去了延安。他心里又急又怕,急的是女兒安危,怕的是這事要是被蔣介石知道,全家都得遭殃。
思來想去,陳布雷沒敢聲張,悄悄托人輾轉聯系上周總理。當聽到電話那頭問“小女是否在貴黨處?是否去到延安?”時,周總理也很謹慎。當時第二次反共高潮剛過,局勢稍緩,他立刻給延安發電報核實,得到的回復是“未見此人”。
得知女兒沒去延安,陳布雷松了口氣,第二天就在重慶、昆明的報紙上登了尋人啟事:“璉兒,見字盼即回家。父示。”可啟事登了好久,始終沒有回音。他哪里知道,女兒正化名在云南教書,也看到了啟事,只是心里對國民黨早已失望透頂,沒打算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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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潛伏歸來:父女間的默契與堅守
一年后,黨組織覺得陳璉留在重慶更能發揮作用,就把她接回了重慶。陳璉先去見了周總理,再次提出想去延安,可周總理搖了搖頭:“你留在父親身邊,能拿到的情報比去延安更重要。”陳璉明白了,這是組織交給她的新任務。
當陳璉出現在家里時,陳布雷又驚又喜,一把抱住女兒,生怕一松手她又消失了。“你這一年去哪了?為啥不跟家里聯系?”陳布雷一連串問題拋過來。陳璉早想好了說辭:“去蘇北農村搞社會調查了,那邊太偏,沒看到尋人啟事。我以后想當學者,研究地質。”
陳布雷哪敢深究,趕緊幫女兒把學籍從西南聯大轉到重慶中央大學,讓她留在自己眼皮底下。他或許猜到了女兒的真實身份,卻從沒點破——這是父親對女兒最后的保護。而陳璉也借著“陳布雷女兒”的身份作掩護,在國民黨核心地帶悄悄收集情報,成了潛伏最深的“紅色特工”。
五、悲劇落幕:殊途同歸的父女
1947年,陳璉和袁永熙在北平結婚,證婚人是北平市市長何思源,婚禮辦得風風光光。可誰也沒想到,婚后不久兩人就因地下電臺案被捕,被押回南京。陳布雷沒法眼睜睜看著女兒受苦,出面保釋,懷孕三個月的陳璉才先出了獄,后來袁永熙也被保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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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國民黨敗局已定,陳布雷看著自己效忠的政權分崩離析,又無力改變,最終選擇了自殺。而陳璉在新中國成立后繼續為黨工作,1956年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她當著眾人的面說出了那句名言:“我們沒有辦法選擇我們的出生之地,但是我們能夠選擇自己的道路。”周總理當場就夸她講得好。
可惜這位堅定的革命者,在1967年也遭遇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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