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認真度過自己的時間，真正的永恒才會到來

葉甫蓋尼·沃多拉茲金的《飛行家》創作于2016年，相較于在俄羅斯及國際上屢獲大獎的成名作《拉夫爾》而言，《飛行家》的名氣要遜色一些，但這部小說依然是讀者認識沃多拉茲金的重要窗口之一，因為這本小說長著一副好讀的面孔：它被一個科幻的外皮包裹著。

小說的主要情節非常簡單：出生于一個幸福知識分子家庭的藝術家因諾肯季·彼得洛維奇·普拉東諾夫因被指控謀殺了鄰居扎列茨基，及參加反革命活動而被投入臭名昭著的索洛維茨勞改營。20世紀30年代，在索洛維茨勞改營中，他參與了一項“冷凍試驗”，1999年夏天，普拉東諾夫被蓋格爾醫生“解凍”，意外重獲新生。但看過小說的讀者都知道，雖有冷凍人這樣的設置，但《飛行家》算不上是一部科幻小說。科幻小說常基于科學內核創造陌生世界，關注技術世界，但沃多拉茲金這部小說并沒有詳盡描繪這些內容，比如冷凍液配方這個讓主人公穿越時空的核心技術只是以“配方遺失”為由輕飄飄帶過。我們無法對這本“科幻小說”進行弗里德里克·詹姆遜所說的“未來考古”，因為小說的核心內容實際上是對剛剛過去的那個世紀的回溯。作者使用這一烏托邦框架并非為獵奇敘事，而是為了獲得在時間長廊里來回穿梭的通行證，以抵達其道德敘事目的。也就是說，這部作品與《拉夫爾》一樣，關注的依然是主人公的精神成長與道德救贖。

葉夫蓋尼·沃多拉茲金（Евгений Водолазкин），1964年出生于基輔市，當代俄羅斯作家，語文學博士，古俄羅斯文學研究專家。2012年出版長篇小說《拉夫爾》，斬獲“大書獎”和“亞斯納亞·波良納”獎。

撰文｜劉淼文（北京外國語大學）

《飛行家》

作者：[俄]葉甫蓋尼·沃多拉茲金

譯者：肖楚舟

版本：后浪文學｜九州出版社 2025年6月

時間結構與敘事

進入虛構文學創作二十年的沃多拉茲金（從2005年的《盜竊歐洲》起）在同齡作家中可謂大器晚成。他的文學聲譽主要源于已經被翻譯成世界上幾十種語言的《拉夫爾》（2012），以及之后頻頻出現在獲獎短名單中的新作。從《拉夫爾》開始，沃多拉茲金的創作趨于成熟，《飛行家》是《拉夫爾》之后再次引起批評家們關注的作品。縱觀沃多拉茲金的創作，讀者們不難發現其創作中的某種套式。我們不妨對此做個簡單的概括：敘事時間的斷裂分層；敘事體裁的雜糅（日記體或書信體）；主題上對永恒與普世問題的關注；世界觀上對古羅斯人價值觀念的遷移等。

沃多拉茲金小說中的以上特質都與他本人的古羅斯文學研究存在聯系。從思想和創作手法來看，他目前所有小說都可以視為他研究的外溢。在進入文學創作之前，沃多拉茲金是位語文學者，畢業于基輔大學和俄羅斯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普希金之家，畢業后在普希金之家專職從事古羅斯文學研究，是一位優秀的古羅斯文學專家。作者2000年在慕尼黑出版的研究專著《古羅斯文學中的世界歷史》在學術界頗有聲望，但學術研究漸漸無法滿足其表達需求了，用作者本人的話來說：“有些東西不適合做編年史和歷史文獻研究，而是需要另一種語言來表達，需要一種非理性的語言來表達。”因此，他選擇走向虛構。成名作《拉夫爾》作為作者創作直覺的產物，在實際材料使用上與研究論文保持了更加緊密的聯系。與《拉夫爾》一樣，《飛行家》也是非歷史的（не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而且采用了《索洛維約夫與拉里奧諾夫》中那種片段化敘事模式。這種敘事模式與古羅斯編年史結構非常相似，直白地說，是“剪刀加膠水式的文學”，早期的古羅斯文獻就是通過這種形式寫就的。

《飛行家》將故事背景放在了作者熟悉的20世紀，上述特征也體現在了文本建構中。小說情節在兩個時間層面上展開，一個在20世紀之初；另一個在20世紀末，1999年的夏天。記憶與現實分立于20世紀的兩端，如同挑夫扁擔兩頭的貨物。普拉東諾夫的線性時間被冷凍實驗掐斷，復活后在蓋格爾醫生的建議下寫日記以幫助記憶恢復。記憶重構以日記載體呈現，小說的第一部分就是主人公普拉東諾夫的日記。主人公對自己記憶的恢復是毫無控制力的，意識照亮記憶的哪個碎片完全取決于作者的操控，而這絕無可能遵循模仿論。主人公在小說中就說：“若記憶像鏡子一樣復刻生活，未免太過乏味。記憶是有選擇的，而這正是它與藝術的相通之處。”這話顯然是作者意識的透露。

圖片源自unsplash。

主人公的記憶不是即刻恢復的，而是斷斷續續，時而清晰，時而模糊，且始終未能完全恢復。日記體的時間是主觀的，作者可以自由插入各色片段，小說敘事在20世紀初與世紀末來回穿梭，只需為各個日記標注好日期即可。但主人公并未標記日期，只標注了星期幾。星期是短循環，一周七天，這是《圣經·創世紀》中上帝六天創世、第七天安息傳說的世俗化運用。時間由此被賦予了循環特質。也就是說，文本通過日記主觀視角的呈現和星期標記，具備了超越線性時間的屬性，甚至具備了某種永恒性。這也與小說中多次被提及的《魯濱孫漂流記》形成互文：魯濱孫流落荒島也以刻痕記錄星期，并以此計算時間。但我們也不能將這種重復視為一種簡單循環。這是作者的一種獨特時間觀，我們可以在兩位女主人公身上看到這種時間特質，祖孫倆都叫娜斯佳，小娜斯佳是另一個娜斯佳生命歷程的延續，普拉東諾夫先在1920年代愛上安娜斯塔西婭，又在復活后的1999年愛上了她的孫女娜斯佳，如同兩次踏進時光長河中，撿到同一塊鵝卵石。顯然，兩個娜斯佳不是同一個人，但卻是在另一段時間螺旋上的重復。普拉東諾夫認為，這既是對過往的重復，同時也是對過往的全新呈現。也就是說，作者并不認為時間是線性發展的，也不認為時間是循環的，而是兩者的融合。

小說的第二部分采用了三人日記并行的方式來敘述，借助這一方式，事件得以多維度呈現。在小說第二部，作者在每篇日記的小標題上用了一個敘事小把戲，隨著敘事情節推進，星期的標記隱去，隨后名字也被隱去，只剩下了中括號，最后干脆連括號也消失，小說文本從敘事者壁壘走向融合統一。這也是沃多拉茲金從11至15世紀古羅斯文本總結出來的特性之一：那時候的文學并不在乎作者是誰，重要的是這些話被寫出來了，而究竟是誰說的，并不重要。沃多拉茲金的標注小技巧在俄羅斯文學史上也有傳統，普希金詩體長篇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中的詩節數字標題和省略號等非語言符號也有類似敘事功能，著名學者蒂尼亞諾夫在研究《葉甫蓋尼·奧涅金》時將這些符號稱之為“次級語義符號”和“文本等價物”，這些小技巧確實也承載了作者在世界觀表達上的心思，并不能完全忽略其在整體文本中的語義和符號價值。

作者的小標題變化實際上是世界觀的總體體現：讓塵世的線性敘事與永恒的循環敘事進入螺旋時間里。這個敘事秘密在蓋格爾的日記中被透露出來：“我讀到一個說法，日期屬于線性時間，而星期屬于循環時間。線性時間是歷史性的，而循環時間是一個閉環，甚至不算時間。可以把它稱為，永恒。”（223）將人物所代表的線性時間和星期所代表的循環時間隱去，兩者融合進螺旋時間中，這其中既有重復，也不會陷入線性敘事中，是一種具有生命力的時間結構，或者可以稱之為基督時間，是一種有方向的線性敘事與神圣的循環節律結合的產物。這與沃多拉茲金在研究古羅斯文學時得出的結論相似：古羅斯編年史世界觀的核心既關乎時間與永恒性，也涉及重復性與獨特性。

葉甫蓋尼·沃多拉茲金

記憶回溯與救贖

沃多拉茲金的創作突破了后現代主義對文學無意義的執著，形成了對文學虛無主義的抵抗，讓文學回歸道德場域，使之成為思考和回應現實社會問題的重要空間。小說中的核心理念“復活”就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普拉東諾夫重獲新生與《圣經》故事中的拉撒路復活的故事相關。拉撒路死后四天從山洞中走出，他的復活是“神跡”最有利的表現之一。由穆羅姆采夫領導的冷凍再生實驗室（Лаборатория по замораживанию и регенерации），簡稱Лазарь，這與俄語中的“拉撒路”拼寫一致，顯然這是《圣經》母題在沃多拉茲金小說中的再次閃現。本質上，普拉東諾夫的復活就是神跡，主人公認為，上帝讓拉撒路復活，或許就是為了讓他贖罪，所以他重新獲得的時間是救贖時間。而這贖罪的時間非常之奇特，它來自于神賜，卻以道成肉身形式出現，勾連起了塵世時間與永恒時間。救贖時間是沃多拉茲金在研究古羅斯編年史與《圣經》故事中所得出的概念。其根源實際上與《圣經》和宗教觀念深刻綁定。古羅斯人認為人生的虛無性、無意義性只能通過個人救贖解脫。

在世界觀上，古羅斯人保留著世界是普遍不變的觀念。在這種觀念中過去與現在并不存在明顯清晰的界限，歷史表現出某種靜止性，俄羅斯學者博奇金娜（М.В. Бочикина）將這種現象稱之為“超越時間的共時性”。沃多拉茲金對此觀念也進行了遷移，比如小說中談及俄羅斯腐敗的時候，主人公寫道：“這已經是我第二次聽到他說貪污這個詞匯了。但貪污是個永恒存在的話題，1999年如此，1899年也是如此。任何一個年份也不例外。”（70）時間的靜止就是永恒，這種永恒并不排除現實時間的獨特性，只是凸顯了永恒時間與塵世時間的區隔，兩者構成一種異樣的因果關系。塵世遵循線性時間，天堂遵循永恒時間，兩者勾連于“救贖時間”。兩者的因果關系在于救贖時間只能在塵世線性框架內進行，但救贖行為本身是通往永恒時間的窗口。塵世時間的價值體現在：只有在塵世生命中人方有獲得救贖的機會，即便與永恒時間對立也不會削弱這一時間的根本價值。因此沃多拉茲金的小說有著對塵世現實細節的執著追求。

《飛行家》中借蓋格爾醫生的視角揭示出了不少作者的創作意識，比如“因諾肯季的歷史不單單是超越時空。它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歷史是由現象，而非事件構成的。因諾肯季眼中的歷史，包括這世間所發生的一切。顯然也包括蟈蟈和茶炊”（231），“事件不分大小，每一件都很重要，都在發揮作用”（399）。沃多拉茲金的小說正是以這一方法來填充小說文本的。而且對于塵世時間的重視也體現在因諾肯季的閱讀經驗中，他在閱讀《往年紀事》時注意到編年史家對于無重大歷史事件的時間也有記錄，因為他們“害怕失去哪怕一小段時間”，這些為永恒而活的人們格外珍惜時間。因為“只有認真度過了自己的時間，真正的永恒才會到來”。（376）這便是沃多拉茲金小說中塵世時間與永恒時間之間的辯證法。

《飛行家》的主要敘事都是通過回溯來完成的，換言之，也就是主人公找回記憶的過程。因為一段悲慘時光，一個神秘技術，主人公降落在另一個陌生的世界。他是歷史的見證者，也是現代文明海洋里的魯濱孫·克魯索，他在孤島中艱難生存，不斷探尋著記憶與過去。在現代世界中，他是一個沒有自己時間與空間的人，他是1999年這個世界的他者，而他的意外降落是為了回到塵世進行救贖，因為在冷凍艙的永恒不動的時間里是無法完成救贖的。沃多拉茲金這部小說與其之前及之后的創作相似之處就在于此。無論是在成名作《拉夫爾》中，還是在2023年的《察金》中，救贖這一主題始終貫穿其中。

《拉夫爾》

作者：[俄]葉夫蓋尼·沃多拉茲金

譯者：劉洪波

版本：中信出版社｜大方 2024年5月

從普遍意義上來看，靈魂救贖主題是作者歷史觀的選擇。這種歷史觀同樣遷移自中世紀羅斯人：作為旁觀者，他認為20世紀中的所有歷史災難并非源于物質條件（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客觀原因），完全是因為“人們內心中積累了太多惡……必須找到宣泄的出口”。這些累積的惡導致的災難須由每個人贖罪來拯救。如果說這是普遍意義上的救贖的話，作為個體，普拉東諾夫重生于20世紀末還有一件個人的救贖事件，那就是扎列茨基之死。小說第一部分，主人公的記憶選擇性規避了扎列茨基的死亡事件細節，甚至在蓋格爾醫生的幫助下，他拿到了平反無罪的證書。實際上，并沒有人會懷疑復活后的普拉東諾夫的清白，在所有人看來，他就是一個不幸的受害者，就像前期自己記憶所展示的那樣。但小說最后，在顛簸的飛機上，普拉東諾夫想起了當年扎列茨基事件的細節：原來就是他用忒彌斯雕像砸死了扎列茨基這個舉報者。在前期記憶中，扎列茨基被主人公的記憶描繪成一個猥瑣的偷香腸者、告密者。代表正義的忒彌斯像只是不斷重復閃現在描繪中，直到最后才暴露出它是殺人工具。實際上，在安娜斯塔西婭去世之時小說亦有暗示：她的臨終遺言是“扎列茨基是我造下的孽……我把他做掉了”。臨終前的記憶是錯亂的，但她的孫女娜斯佳在之后猜出了扎列茨基案的真兇是普拉東諾夫。新生的主人公卻直到最后才回憶起事實，此事被他藏在了記憶最深處。懺悔、贖罪由此成為普拉東諾夫重生的價值與意義：“因為我悔了罪，它就變成了一種解脫。它既存在，也被消除了。” 而塵世時間與永恒時間在贖罪時刻彌合，個體完成救贖步入永恒時間。

集中營與烏托邦

《飛行家》至少觸及了俄羅斯文學中的集中營文學（лаге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和彼得堡文本(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текст)兩個傳統。但這兩個傳統也是作者構建文本的元素之一，就像科幻這個外殼一樣。許多當代俄羅斯作家都將目光投向20世紀，去重寫20世紀的俄羅斯，比如雅辛娜的《祖列依哈睜開了眼》。

作家們回溯20世紀災難深重的時刻，以圖為當代俄羅斯尋找出口。《飛行家》是作家嘗試從道德層面整合蘇聯生活經驗的一個嘗試，而集中營幾乎是俄羅斯作家們重寫蘇聯歷史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集中營文學自索爾仁尼琴和沙拉莫夫之后奠定了其沉重與災難的書寫范式，但沃多拉茲金并沒有選擇他們的傳統寫實路徑來描繪地獄場景（盡管小說中的主觀記述，其可怕程度也不遑多讓）。索爾仁尼琴和沙拉莫夫的文學來源于自身的真實體驗，沃多拉茲金雖為蘇聯時代生人，卻并未成為受害者，書中對集中營的描繪或與曾授業于他的著名學者利哈喬夫院士的經歷有關。作者2002年曾出版過《德米特里·利哈喬夫及其時代》一書，對利哈喬夫本人在索洛維茨勞改營中的場景是熟悉的。但書中的集中營描繪更多來源于作者對既成文本的獨特加工。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冷凍實驗這個烏托邦場景讓主人公從地獄場景解救出來，集中營這種人間煉獄的書寫范式在這部小說中被弱化了。烏托邦模式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掩蓋了一場關于創傷與犧牲的集體無意識，苦難被消弭在這場神秘的重生神話之中。

但作者對正向烏托邦的排斥是強烈的，小說借助蓋格爾醫生的敘事透露出作者的世界觀。當因諾肯季看了蘇聯的電影和電視劇，義憤填膺地對著電視上的一個共青團員大發牢騷：“勞改營里還關著數百萬人，而她臉上卻洋溢著由衷的幸福……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怎么能幸福？啊？”普拉東諾夫不喜歡烏托邦，對他而言，追求幸福會導致厄運。主人公親身跨越了那個被許諾的光明未來，現實歷史碾碎了烏托邦承諾，這是他不喜歡烏托邦的根本原因，他對于烏托邦強加于現實世界所帶來的災難與人性代價有其自身認知，所以根本上而言它是反烏托邦的。但這本身反映出作者意識形態的矛盾性，他對于世紀末烏托邦世界落幕后的俄羅斯態度是復雜的：“現在他們似乎得到了自由，可臉上卻滿是酸澀！以前我曾堅信，快樂會隨著自由到來。”（274）曾經滿含恨意的烏托邦落幕了，但來到世紀末的俄羅斯，自由的到來也并未改變民眾臉上的酸澀。小說中對烏托邦的態度衍生成了2019小說《布里斯班》的核心主題。

《飛行家》外文版封面。

小說中的核心隱喻“飛行家”實際上也有烏托邦元素，這是一個文學的烏托邦。飛行家是主人公重生后不久就想起來的詞匯，普拉東諾夫曾一度認為這是自己的職業。但這遠非一個職業愛好可囊括，它是一個復雜的象征。首先，飛行這一行為隱喻垂直上升，遠離塵世的混亂、骯臟和苦痛，這與烏托邦原始沖動——尋找并抵達別處完美契合；再者，天空是一個純凈的視角，象征一種理想化的、脫離具體性的永恒視角，主人公渴望飛行，渴望對現實的超越，渴望一個更純粹的國度。

小說中主人公對勃洛克的詩歌《飛行家》非常熟悉，這也讓小說與白銀時代象征主義文學傳統產生了某種聯系。主人公認為，在俄語中飛行家（авиатор）這個詞，相對于飛行員（лётчик）更有飛行的美感，帶有自由與馬達轟鳴的想象。沃多拉茲金認為文學應該是朝向天空的，創作者就像飛行家一樣：“我們這些地上的人，仿佛碾入塵土的微小螻蟻。而天空之中，一切都截然不同。”（147）作家不應沉醉于日常書寫之中，盡管日常生活與細節也極為重要，作家的使命應在天空。白銀時代象征主義世界觀的核心在于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二元關系，象征主義者迷戀彼岸，輕視現實世界，而后阿克梅派呼吁回歸塵世，回歸物質性。沃多拉茲金的理念受白銀時代觀念的影響，其理念擁有辯證法思維，介于象征主義與阿克梅派之間，就像小說中所說的一樣，只有認真度過自己的時間，真正的永恒才會到來；也像飛行家一樣，既關注著塵世，又高懸于塵世之上，飛向永恒。

圖片源自unsplash。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作者：劉淼文；編輯：張進；校對：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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