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副總長李天佑力保一工程學院：出了事我負責

1958年初春，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籌備緊鑼密鼓，剛從南寧軍區調回北京的李天佑出現在西長安街的一間小會議室。那天，他用略帶湘音的普通話向軍委作戰值班員交代完朝鮮停戰后邊境巡邏的新方案，轉身又趕去總參三部核對情報。短短八小時，他換了三次場地。許多人由此記住了一個細節：這位作戰局局長喜歡在文件頁角寫下簡短批語，言辭犀利卻不冗長。八年后，這種“簡明加擔當”的處事風格在一所工程院校遇險的關口被發揮到極致。

1966年夏，“橫沖直撞”四字被頻繁掛上墻頭。京津一帶動蕩劇增，李天佑臨危受命兼任總參作戰部黨委書記。他的第一道電令，是把駐石家莊的某精銳師調至通縣機場待命，理由簡單——“萬一空降，有備無患”。毛主席看完報告，批了兩字“照辦”。外界只看到部隊夜行，未必想到起草電報的人正在高燒中輸液，這也是李天佑常態：身體不好，可答應的事絕不拖。

彼時的院校比街頭更易失控。1967年1月，張家口技術工程學院宣布“奪權成功”。學院門口，三塊大牌子寫著“徹底打倒前院領導”。消息傳到北京，總參派出的第一支調查組兩晝夜即被趕走。李天佑沒有立即增派武裝，而是連夜召集六十五軍軍長與政治部主任商量對策。“槍口沖誰、口號喊誰，都要掂量。”他邊咳嗽邊說，茶杯在手心微微打顫。

第二批工作組出發前，他給負責人塞了一張紙條，上面僅四個字：“先穩人心”。然而穩不住。3月的塞外春寒料峭，工作組車隊在學院大門前被堵，電話里傳來急促求援。李天佑沉默了幾秒，下令六十五軍抽營連火速改編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帶“空炮彈”進駐，原則僅一句：不開第一槍。宣傳隊抵達當夜，學院操場燈火通明，極端派頭目終于偃旗息鼓。

僵局表面解除，卻留下更棘手的爛攤子：近兩百名教員和學員被逐出校門，餐食與棉衣皆無著落。有人提議“讓地方接回去”，李天佑搖頭，“放任流散，就永無寧日”；隨后撥通后勤部，要求按野戰師標準配發棉被、食品。幾天后，灰呢大衣整整齊齊碼在延慶軍械庫，凍得發紫的年輕人被接進恒溫倉庫里喝下熱粥，這些瑣事后來鮮有文件記載，卻在幸存者口口相傳。

進入1968年，國內形勢依舊緊繃。3月上旬，李天佑坐著吉普車駛向張家口。途中遇大雪，路面結冰，同行參謀提醒：“副總長，慢一點。”他擺擺手，車速不降。抵達學院已是夜里十點多，禮堂燈還亮著。幾位老教授迎出門口，神情復雜。有人試探：“聽說學院要被撤，是真的嗎？”李天佑沒直接答，把大衣往后一甩：“問題核心不在校牌，在人。骨干散了，牌子也空；人留下，牌子可以再掛。”

為了保住這支技術力量，他提出獨特解決方案：把幾名被激進派盯上的關鍵教員化整為零送進干校，以“勞動鍛煉”名義暫避鋒芒。有人憂心忡忡：“要是出事怎么辦？”他把聲音壓低，“出了事我負責。”短短七個字，在場者終身難忘。此后數月，學院恢復授課，大部分教師重返講臺，設備資料未受重大損失。技工實驗室的高精度經緯儀因加貼了“軍需”標簽得以完好無損，成為后來國防測繪的寶貴物件。

李天佑的保護不僅限于工程學院。同期，老戰友李達上將被隔離審查，其子女面臨下放。李天佑利用主管軍務便利，悄悄把幾個孩子安排進總參“五七干校”農場，至少能吃上熱飯。事成之后，他叮囑秘書：“少寫報告，多做實事，別讓孩子背負父輩的錯。”一句話，道盡那個年代不少老人無奈的心聲。

事實上，李天佑的“擔責”是多年養成的習慣。早在抗美援朝二次戰役，他擔任軍副司令，以一句“敵軍夜襲，反擊需快”頂住停火壓力，贏得解放軍首次全線反攻。回國時才三十七歲，卻已歷經百戰。1962年出任副總參謀長后，他經常自嘲“從坑道里跳進公文堆”。文件堆里同樣刀光劍影，只是沒有硝煙。

1968年底，張家口工程學院在艱難中完成當年第一學期教學，實習課時不足，但沒有停擺。軍委后勤部總結材料時寫道：“該院設備保存率百分之九十五，為全國同類院校第一。”文件未提到李天佑，卻附上一行小字：“若追責，請詢副總參謀長李天佑。”行文之謹慎，卻足見真相。

1970年9月，李天佑病逝，年僅五十六歲。訃告發表當天，張家口工程學院自發降半旗。很多師生想來北京送行，終究未獲批準。三天后，學院廣場貼出一幅墨跡未干的橫幅：“總長無語，山河有記。”寫字的是那位曾被送往干校的老教授，晚年回憶此幕，仍止不住哽咽。

有人說，李天佑最常掛在嘴邊的，是“戰場要贏，官僚主義也要打”。1968年那句“出了事我負責”正是他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