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被強迫捐資助學？別讓愛心捐贈變味成壓力負擔

近期，“老師被強迫捐資助學”的話題引發熱議。湖南常寧有網友反映，當地教育局多年強迫老師捐資助學，最低百元起步，既不說明捐款去向，也不公示資助對象；四川南充某區開展慈善募捐時，學校通知老師掃碼捐款、要求學生帶錢參與，被質疑“強制攤派”。面對爭議，兩地相關部門均回應“遵循自愿原則”，常寧教育局強調捐款用于獎教助學并公示，南充則承認文件未明確“自愿”措辭存在疏漏。這場爭議的背后，實則是公益捐贈的自愿本質與基層執行偏差的碰撞，更關乎教師群體的權益保障與公益初心的守護。

首先，“強迫自愿”的隱形壓力，違背捐贈的本質邏輯。

我國《公益事業捐贈法》明確規定，捐贈應當自愿無償，禁止強行攤派或變相攤派。但在實際執行中，“自愿”往往變了味。常寧網友提及的“不捐就遭電話輪番轟炸”，南充學校“本周內完成捐款”的硬性要求，本質上是用行政壓力裹挾意愿。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地區還存在“差異化攤派”，就像早年河北威縣曾出現的“專科教師捐5萬、本科教師捐3萬”的離譜標準，將捐款與編制掛鉤，讓“捐贈”淪為入職門檻。這種操作徹底背離了捐資助學的公益初心，把愛心善舉變成了教師的剛性負擔。

其次，爭議的關鍵，在于基層執行對“公益”與“責任”的認知偏差。

從當地回應來看，多數部門都強調“自愿原則”，常寧還公示了捐款用途與監督渠道，看似符合規范。但網友的持續質疑恰恰說明，問題出在“最后一公里”的執行上。基層學校為了完成募捐指標，往往會通過開會動員、私下勸說等方式施加壓力。對教師而言，面對學校的“軟要求”，礙于職業身份很難拒絕——不捐怕影響評優評先，怕被貼上“不熱愛教育”的標簽，這種隱形約束讓“自愿”淪為形式。更核心的問題是，部分地區未厘清“教育公益”與“教師義務”的邊界，把本應全社會共同承擔的助學責任，變相轉嫁到教師群體身上。

第三，強迫捐贈的背后，還有對教師群體權益的忽視。

教師的薪資水平相對固定，尤其是基層和農村教師，百元捐款看似不多，但長期“被自愿”也會累積負擔。更重要的是，這種操作會傷害教師的職業歸屬感：本應是教育公益的受益者和參與者，卻變成了被強制付出的對象。就像常寧網友質疑的那樣，捐款去向、資助對象不透明，進一步加劇了抵觸情緒。公益捐贈的核心是“愛心驅動”，當教師的付出不是源于自愿認同，而是迫于壓力，不僅難以激發真正的公益熱情，反而會讓大家對捐資助學產生抵觸，最終損害教育公益事業的長遠發展。

第四，捐資助學的核心是“聚沙成塔的愛心”，而非“層層攤派的任務”。

當地回應不能只停留在“否認強制”的層面，更要直面執行中的隱形壓力問題。真正的教育公益，應當是公開透明、自愿參與的：既要讓捐贈者清楚每一筆錢的去向，也要給參與者充分的選擇權。基層教育經費不足或許是現實，但解決問題的辦法絕不是向教師強制攤派。可以通過拓寬社會募捐渠道、完善教育基金監管機制等方式，讓更多力量參與進來，而不是把壓力集中在本就承擔著教學重任的教師身上。

總結來說，“老師被強迫捐資助學”的爭議，本質是公益初心與執行偏差的錯位。當地回應雖及時澄清了原則，但更需要拿出切實舉措規范執行：明確捐贈自愿的底線，杜絕任何形式的變相攤派；公開捐款的流向、資助對象等信息，接受社會和教師的監督；同時厘清責任邊界，不讓教師成為教育公益的“兜底者”。愛心從來不是逼出來的，只有讓捐資助學回歸自愿、透明的本質，才能真正凝聚起支持教育的力量，既守護好教師的合法權益，也讓公益的溫暖真正傳遞到需要幫助的學生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