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產審判 | 專利侵權糾紛中懲罰性賠償數額的裁量因素研究

本文為《中國審判》雜志原創稿件

文| 江西省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 吳曉東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以下簡稱《專利法》）已正式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該制度在專利侵權糾紛中的應用尚不普遍，主要是懲罰性賠償基數等計算方法缺少明確、可操作的規定，導致數額確定路徑不明確，大量案例依靠法定賠償結案，法官自由裁量程度偏高。筆者擬通過厘清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條件及其與法定賠償適用的區分，提出結構化、權重化的賠償基數裁量因素體系，建立量化計算模型，促進該制度在專利侵權糾紛案件審理工作中落地。

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要件

（一）主觀要件“故意”的認定

在專利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中，“故意”作為核心主觀要件，其認定需嚴格遵循法律邏輯并兼顧實踐需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知識產權民事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故意”與商標法中的“惡意”內涵一致，均指向侵權人明知專利存在且侵權結果必然發生，仍積極追求該結果的主觀狀態。在司法實踐中，法院主要通過客觀行為推定主觀故意。一是明知專利存在：侵權人曾接觸涉案專利。例如，作為權利人的前雇員、業務合作伙伴或技術領域從業人員，或者是收到權利人明確拆解技術特征的侵權警告后，仍繼續實施侵權行為。二是積極追求侵權：表現為反復侵權、偽造證據、規避設計等惡意行為。例如，在簽署和解協議后再次侵權。三是排除過失情形：一般過失不構成懲罰性賠償要件，對“無視專利權”的重大過失行為應納入規制。例如，未進行基本專利檢索即仿制投產，以遏制侵權投機。認定時需避免主觀要件泛化，尤其對于專利權邊界模糊的特性，應通過明確警告函效力標準及區分間接故意與重大過失的適用層級，實現精準打擊惡意侵權與保護創新活力的平衡。

（二）客觀要件“情節嚴重”的認定

在專利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中，“情節嚴重”作為客觀要件的認定需構建多維度司法評價體系，綜合考量侵權行為的性質、規模、持續性及社會危害性。根據《解釋》第四條，法院應重點審查四方面核心要素。一是侵權行為的客觀規模，包括侵權持續時間、侵權地域范圍、重復侵權次數及侵權手段的惡劣性。二是損害后果的嚴重性。例如，權利人市場份額的實質性縮減、侵權獲利巨大、對公共安全或健康造成風險，或對行業創新生態的系統性破壞。三是侵權人的行為表現。例如，訴訟中拒不提交證據、銷毀侵權物證、規避調查或惡意提起無效宣告程序等妨礙司法行為，以及以侵權為業的商業模式。四是社會危害外溢效應，即侵權行為引發“劣幣驅逐良幣”的市場扭曲，或危及國家技術安全等公共利益。

筆者認為，實踐中需區分“認定要素”與“賠償要素”，前者聚焦侵權后果的質變，后者則對侵權規模進行量化。典型情節主要包括重復侵權、完全以侵權為業、侵權獲利超行業平均利潤300%或侵權行為涉及民生安全領域。為避免與主觀要件評價重疊，法院應建立動態分級機制，結合專利類型、行業特性及證據強度實現精準裁量，最終通過“全部情節分析法”確保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既體現威懾力，又符合比例原則。

賠償基數確定的裁量創新

在專利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司法實踐中，法定基數的確定面臨多重困境，其根源在于知識產權價值的特殊性與證據規則的沖突。為破解上述困境，法院需從強化裁量性賠償適用、采用綜合計算模式、明確法定賠償的補償本質三方面重構基數認定邏輯。

（一）裁量性賠償的創設與適用

裁量性賠償的創設源于對傳統法定賠償局限性的反思，旨在解決賠償基數難以精確計算的難題，從而促進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有效適用。其核心在于，當權利人舉證的實際損失、侵權獲利或許可使用費等基數證據部分確鑿但無法完全量化時，法官可基于案情和自由裁量權，綜合考量行業慣例、侵權規模、專利價值等因素，合理推定賠償數額，避免過度依賴法定賠償導致的“填平不足”或“懲罰泛化”。例如，在專利侵權案件中，若權利人提供了侵權產品銷量數據，但利潤證據不足，法官可依據市場平均利潤率裁量計算侵權獲利，作為懲罰性賠償的基數。這一機制不僅彌補了《專利法》第七十一條遞進計算方法的僵化性，還能夠通過“部分數據+裁量補充”的模式，增強賠償的可操作性和威懾力。

（二）“可查明部分基數+法定賠償補充”綜合計算模式

該模式通過區分侵權損害的可量化與不可量化部分，對實際損失、侵權獲利或權利使用費倍數等可查明基數適用懲罰性賠償計算，而對剩余未查明部分則輔以法定賠償作為補充，從而在保障賠償精確性的同時兼顧效率。具體而言，當權利人能夠證明部分侵權損害時，法院應以該部分作為懲罰性賠償的起算基數，乘以相應倍數；對于無法舉證的部分，可援引法定賠償條款在合理范圍內酌定補充金額，兩者之和構成最終賠償額。該融合模式通過分階段計算避免了賠償畸高或不足的風險，在優化賠償基數確定路徑的同時，強化了懲罰性賠償的威懾效能，為專利侵權救濟提供了兼具“公正與效率”的解決方案。

（三）法定賠償不得作為基數

在專利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中，法定賠償不得作為計算基數的核心原因在于其制度功能定位與懲罰性賠償的立法邏輯存在根本沖突。根據《專利法》第七十一條的體系解釋，法定賠償被明確列為實際損失、侵權獲利及許可使用費倍數之后的“兜底性”賠償方式，其適用前提是前三類補償性基數“難以確定”。這種順位安排表明法定賠償本質是自由裁量下的補償性救濟，而非精確計算的基數來源。若將其作為懲罰性賠償的基數，將引發三重制度沖突。一是功能重疊導致重復評價。法定賠償的數額確定已包含法官對侵權主觀惡性和客觀情節的裁量。二是法律邏輯違背填平原則。懲罰性賠償的基數需以可量化的實際損失為基礎，而法定賠償因缺乏精確計算依據，無法滿足基數“確定性”要求。三是誘發司法實踐異化。法定賠償若作為基數將加劇“向一般條款逃避”現象，法官可能規避對實際損失的舉證審查，進一步削弱懲罰性賠償的精確適用，導致“懲罰性賠償形同虛設，法定賠償代行懲罰功能”的制度異化。

賠償倍數的計算路徑

在專利侵權懲罰性賠償的司法實踐中，賠償倍數的裁量是平衡懲罰、威懾與公平的核心環節，其確定需綜合考量多重因素，并遵循嚴格的邏輯框架。主觀過錯程度是首要影響因素，表現為侵權人明知或應知專利存在，仍故意實施侵權的惡意程度。客觀情節嚴重性則從侵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維度補充量化依據，包括侵權持續時間、侵權地域范圍、重復侵權次數及侵權手段的惡劣性。同時，倍數裁量應遵循比例原則，要求懲罰力度與侵權惡性、社會危害相均衡。

（一）倍數確定的規范化路徑

一是以比例原則約束倍數裁量權。具體包含適當性、必要性與均衡性三階審查。適當性原則要求賠償倍數應與懲罰侵權、威懾再犯的立法目的具有實質關聯性。若畸高倍數無法實現遏制侵權效果，或畸低倍數縱容惡意侵權，均違背適當性。必要性原則強調在實現懲罰目的的前提下，應選擇對侵權人權益限制最小的倍數。均衡性原則要求倍數與侵權行為的可責性程度相稱，需綜合考量侵權主觀惡意強度、客觀損害規模及公共利益影響，避免“過罰失當”。

二是構建“要素累積+權重計算”量化模型，即基于“要素累積法”，將主觀故意與客觀情節拆解為可賦值的指標，通過科學賦權實現倍數認定的客觀化與標準化。首先，該模型的核心邏輯在于將《解釋》第三條、第四條列舉的“故意”和“情節嚴重”考量因素拆解為可量化的評價指標。主觀要件聚焦侵權人的過錯程度，細分為“專利權知名度”“明知狀態”“重復侵權”等要素；客觀要件側重侵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涵蓋“侵權持續時間”“侵權地域范圍”“侵權后果”等維度。其次，采用層次分析法確定指標權重，即對《解釋》中列舉的主觀過錯和情節嚴重的各種考量因素進行程度評價，根據各要素對侵權嚴重性的影響程度，對主、客觀要件在同等權重下賦予相應分值進行量化。具體操作中，法院可分別在主、客觀項下對各要素設立同等分值區間，再根據各要素的過錯和情節嚴重程度在區間內從低到高賦予相應分值。具體計算時，若涉案專利屬“全國知名”且侵權人“收到警告后仍繼續侵權”，則主觀部分得分為相應兩種情節得分相加，客觀部分亦然，主、客觀部分得分相乘即該案懲罰性賠償考量因素的量化數值。最后，建立倍數映射規則。法院可將主、客觀最大和最小分值的乘積區間劃分為五級，分別對應五級倍懲罰性賠償倍數，以此確定賠償金額。

（二）引入專利價值動態調節機制

專利價值具有動態性，其市場價值隨技術生命周期、產業應用廣度及替代技術出現波動。核心技術的發明專利在產業化初期可能價值有限，但隨著產業鏈的成熟，可能躍升為高價值專利；反之，部分外觀設計專利雖授權量大，但市場生命周期短、替代性強。若懲罰性賠償脫離專利價值變化，既會對顛覆性創新技術保護不足，導致侵權成本低于侵權收益，且無法遏制“搭便車”行為；又會對已喪失市場價值的專利適用高倍數賠償，過度威懾后續創新，因此，需引入動態調節機制。

動態調節機制通過三重維度實現。一是價值評估動態化。由專業機構定期評估專利價值等級。高價值專利須滿足經國家知識產權局認定的核心專利、主導行業技術標準的必要專利，或占據細分領域市場份額超30%的專利等條件。二是倍數調節階梯化。將懲罰性賠償倍數與專利價值等級掛鉤：基礎倍數適用于普通專利，動態加成倍數適用于高價值專利。計算公式還要考慮到主觀惡性系數和價值加成系數，價值加成系數根據專利評估等級浮動。三是反向制約機制。例如，對失效前6個月的專利，價值加成系數歸零；在侵權人主動停止侵權并賠償基礎損失時，可酌減一定倍數。

懲罰性賠償的排除適用

（一）低質量專利的適用禁止

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核心在于通過懲罰故意侵權且情節嚴重的行為，威懾潛在侵權人并補償權利人損失，但其適用須以專利的穩定性和社會價值為基礎。從公共利益視角看，懲罰性賠償保護的利益延及社會公益，而低質量專利難以產生正外部性，其價值輻射局限于私人領域，無法抵償行政成本或促進技術交流，適用懲罰性賠償缺乏必要性。此外，過罰相當原則要求侵權人的過錯程度與制裁效果統一，懲罰性賠償的嚴厲性決定了其應限于保護高質量專利。低質量專利的權利穩定性過低，被保護的價值弱于高質量專利，即使遭受侵權，其可責性也較低。若強行適用懲罰性賠償，會加重侵權人責任，導致權利義務失衡，違背比例原則。更重要的是，適用懲罰性賠償可能滋生投機行為，鼓勵經營主體通過申請低質量專利獲取高額賠償，而非實施技術轉化。這不僅會加劇專利數量泡沫，還可能會導致市場競爭環境異化，加重行政部門負擔，擠壓高質量專利的審查資源，最終破壞創新生態。

（二）維權合理開支不計入基數計算

根據《專利法》第七十一條的結構安排，懲罰性賠償的基數計算明確限定為“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侵權人的侵權獲利或許可使用費的倍數”，而維權合理開支作為獨立賠償項單獨列于基數條款之后?；谡埱髾嗷A的時間差異性，侵權行為導致的直接損失或侵權獲利在侵權行為發生時即已產生，而維權開支發生于訴訟程序啟動后，直至裁判生效時才具備給付條件。若將維權開支納入基數，再乘以懲罰性倍數，將導致同一筆費用既會作為基數組成部分接受倍數懲罰，又會以獨立賠償項獲得全額補償而被重復評價，構成實質上的“雙重懲罰”。

同時，維權合理開支的本質是對權利人因維權產生的間接經濟損失的填平，其賠償本身已具有對侵權人的消極懲戒效果。若再將其納入懲罰性基數，不僅混淆了補償與懲罰的制度邊界，還可能因基數擴大導致懲罰性賠償總額畸高，違背“罰當其責”的比例原則。實踐中，維權開支的舉證規則與基數計算存在天然沖突。合理開支要求權利人提供票據、合同等實際支出憑證，具有“實報實銷”屬性。而基數計算常依賴裁量性方法，二者證據標準與計算精度不一致。若強行合并，既可能因舉證不足削弱懲罰效果，亦可能因基數虛高加劇裁判失衡。

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確立，對震懾遏制專利侵權和保護權利人利益意義重大。而專利侵權糾紛中懲罰性賠償數額的確定，是關乎制度威懾力發揮與當事人權益平衡的關鍵環節。只有不斷細化裁判規則，方能不讓大量糾紛落入法定賠償的解決手段之中，以更好地發揮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激勵創新、維護公平競爭秩序方面的核心價值，為知識產權強國建設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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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審判》雜志2025年第20期

中國審判新聞半月刊·總第378期

編輯/孫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