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愿意永不停歇地備份自己的記憶嗎？

如今技術已能實現革命性的記憶強化，智能手機可以記錄并轉錄每一句對話，可穿戴相機則能連續捕捉數小時的第一視角影音記錄。我們有充分理由去記錄比現在更為豐富的生活內容，從而顯著提升我們的記憶能力。

道理很簡單，記憶對我們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而我們已經在使用視頻、照片、聊天記錄和語音信息等方式記錄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些記錄之所以寶貴，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能強化我們的記憶，從而提升了記錄本身的價值。記錄那些尚未被記錄的生活片段，也將獲得同等的價值。若能認識到這一點，我們便有理由去記錄更多內容（即創建所謂的生活日志），包括我們擁有的幾乎所有對話、日常生活的點滴，以及一切盡可能多的經歷。

然而，這一主張也面臨著重要的質疑，其中包括對技術可行性的擔憂。理想情況下，創建這些記錄應該無需額外費力，它們應該像通訊軟件的聊天記錄，或是科幻劇集《黑鏡》之《你的全部歷史》（Black Mirror, ‘The Entire History of You’, 2011）中虛構的技術那樣順暢自然。當然，若想實時回看一生所記錄的全部內容，恐怕也得花上一生的時間，畢竟其中還充斥著大量枯燥冗長的片段。但我們可以通過時間戳或標簽來檢索特定部分，記錄的內容也能被自動分析，由軟件生成文字轉錄和精彩集錦。此外，音頻記錄、轉錄文本以及低分辨率的視頻素材也不會造成存儲難題。相比之下，來自隱私保護和潛在心理負面影響方面的反對意見則顯得更為關鍵。我將在下文中回應這些質疑，并在最后提出一項呼吁：在斷然否定最終方法之前，不妨先嘗試記錄下近乎一切。

記憶為何對我們如此寶貴？除了其在人類生存中發揮著顯而易見的作用之外，我們還可以從以下三個關鍵層面來理解。首先，回憶往事本身就能帶來愉悅與慰藉。其次，記憶能夠幫助我們理解自我、他人以及自身在世界中位置。最后，記憶對于自我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的形成至關重要。我們之所以是“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記憶定義的。正是記憶構筑了我們的自我。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你的一部分正是由記憶塑造而成的。我們的記憶之所以珍貴，正是因為它參與了塑造我們獨特個體性的過程。

記憶在自我同一性中扮演的確切角色是一個在哲學界頗具爭議的話題，至少可追溯至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人類理解論》（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689）。洛克認為，一個人對自身過往經歷的記憶，是判斷其身份在時間維度中得以延續的充分且必要條件。此后，學者們又提出了多種理論，共同的核心在于認為自我同一性需要建立在個體在不同時間點之間的某種心理連續性之上。在以艾爾薩德·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等人為代表的哲學家的奠基之下，瑪麗亞·謝赫特曼（Marya Schechtman）在其著作《敘事自我》（The Narrative Self, 2011）中提出，由人們過往的記憶所形成的自傳體敘事（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建構了我們的自我。換言之，在謝赫特曼看來，“我們是誰”部分取決于我們的自傳體敘事以及作為該敘事基礎的記憶。關于自傳體記憶的深入研究，還可參閱多特·伯恩森（Dorthe Berntsen）和大衛·C·魯賓（David C. Rubin）的《理解自傳體記憶》（Understanding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2012）。

基于上述觀點，似乎更豐富、更深刻的記憶真的能將你塑造為一個更豐滿、更有深度的人。更為豐富而深刻的記憶似乎能夠強化你的個體性，一個單薄而膚淺的自傳體敘事似乎會導向一個較為貧乏的自我；而一個豐富、詳實而深刻的自傳體敘事，則似乎會造就一個更為真實的自我。假設后者更令人向往，那么，更豐富而深刻的自傳體敘事以及獲取構成它所需的記憶自然也就更令人向往。

當我們思考目前當前強化記憶的做法時不禁思考，我們究竟為何要保存聊天記錄、拍攝照片或撰寫日記？當然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日記寫作有助于反思，攝影包含藝術創作的成分，個人習慣與設備的默認設置可能也發揮著作用。但顯然，我們之所以如此重視自己的記錄，還有一個根本原因在于它們能夠強化我們的記憶。記憶本身極具價值，而記錄則通過強化記憶進一步提升了這種價值。

記錄能夠增強我們的記憶，從而彰顯上文所述的三種價值。具體而言，我們通過瀏覽照片與視頻享受重溫往事的樂趣，并借助回看聊天記錄、社交媒體發帖和日記來加深對自我與他人的理解。此外，記錄本身也便于直接與他人分享，此事利弊兼有。而更為重要的是，記錄還能豐富我們的自傳體記憶，進而參與塑造我們的自我認同，使我們的人格更為豐滿，個體性更為獨特。

支持這一觀點的一種更為激進的思路，源自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與大衛·查爾默斯（David Chalmers）于1998年首次提出的延展認知假說（the extended mind hypothesis）。該假說認為，外部設備及其存儲的數據，可以實實在在地成為我們心智的一部分。依據此假說，我們能夠通過利用環境中那些能夠履行類似大腦部分功能的事物，來延展我們的認知。沿著這一思路，理查德·赫爾斯明克（Richard Heersmink）在其著作《分布式自我》（Distributed Selves, 2016）中提出，外部信息實際上能夠構成（自傳體）記憶，從而幫助我們確定自身作為個體的身份。

然而，延展認知理論本身備受爭議，外部記錄是否能夠構成記憶仍值得商榷。記憶與記錄存在本質區別，記憶會自然浮現于心，而記錄通常不能。同時，記憶往往伴隨著親密的歸屬感，融合了認知與情感，并且能夠涵蓋包括情緒、想法以及完整意識片段在內的各種體驗。

借助腦機接口等技術，未來或許有一天我們能將外部記錄如同生物記憶一般整合進我們的認知系統。而在當下，我們可以采取一種相對溫和的方案，即外部信息雖然無法構成嚴格意義上的自傳體記憶，卻能如同自傳性記憶般持續滋養并豐富我們在時間中延續的自我。自傳體記憶在塑造自我過程中的關鍵作用，其核心在于我們構建并敘述生命片段的能力。例如，每當我們追問“我是誰”、“我曾是誰”或“我如何成為今天的我”時，正是在運用這種能力。外部記錄雖然尚不能被視作真正的記憶，但仍能增強自我敘事的能力，并將其與現實更緊密地聯系起來。

事實上，在補充自傳體敘事方面，外部記錄遠比依賴那些往往只能自我印證的生物記憶更為可靠。生物記憶在回憶時會被系統性地扭曲，而回憶的行為又會進一步改變它們。外部記錄線索則不受此過程影響，因此能比生物性的主觀記憶更可靠地將我們錨定于現實。

正如記憶障礙會以我們不愿看到的方式削弱患者的個性，借助音視頻記錄進行的記憶增強療法則有助于記憶障礙的康復。（參見艾登·R·多赫蒂（Aiden R Doherty） 等人發表的論文《健康中的可穿戴相機》（Wearable Cameras in Health, 2013）和 J·亞當·卡特（J Adam Carter）與理查德·赫爾斯明克（Richard Heersmink）發表的論文《記憶技術哲學》（The Philosophy of Memory Technologies, 2017）。）即使在正常情況下，外部記憶記錄似乎也能幫助健康的人培養更豐富、更深刻的自我。因此，通過記錄來增強記憶是有價值的，不僅在于它能帶來重溫往事的美好體驗，并增進我們對自身和他人的理解，而且更在于它實質上能將我們塑造為更為豐滿、更有深度的人。這或許是因為記錄本身就是構成更豐富自傳體敘事的外部記憶，亦或是因為其類似記憶的特性支持了敘事的持續建構。只要成為更豐富、更深刻的人是值得追求的，那么通過記錄來增強記憶也同樣值得追求。

前文論述了我們大多數人日常中已經創造的記錄因其對記憶的增強作用而具有重要價值。若能充分認識到這一點，那么驅使我們進行記憶增強的種種理由，理應激勵我們去記錄遠多于當前的內容。

試想一下，倘若那些我們通常不會記錄的對話與其他經歷（例如一次朋友間的交談），都能由電子設備自動生成一份轉錄的聊天記錄，或者以書信的形式保存下來，那么我們或許會像珍視生物記憶一般珍視這些外部記錄。可檢索性對于這些外部記錄而言至關重要，而現有技術已然能夠實現這一點。本可記錄的對話如此之多，我們卻未曾留存。在此語境下，記錄數量的增加似乎總能帶來裨益。盡管我們已經記錄了生活的許多方面，但生活中許多重要的部分仍然轉瞬即逝，包括無數的對話、突發事件，以及看似平淡無奇的日常瑣碎。

大多數人早已開始通過視聽或文字的形式記錄一些值得注意的事件。然而，事后回看，去記錄并重溫那些在計劃之外自然流露卻值得銘記的日常，甚至日復一日發生的平凡瑣事，往往同樣有價值。即便某些單一事件看似不值記錄，它們的累積卻構成了我們生命體驗的重要部分，并深刻塑造著我們，正如那些痛苦或其他負面經歷所起的作用一樣。因此，即便是那些令人不快的記錄，其價值也不容忽視，它們讓我們能更好地記住并理解自己，即便我們很少去重溫這些記錄。

記錄社交互動能讓我們更準確地回憶細節，加深對所說內容的理解，完善我們對自己和他人的認知。回想一下上一此那場值得回味卻未做記錄的對話，如果當時保留了記錄，以備不時之需，豈不更好？而一旦擁有了這樣的記錄，你難道不想保留它嗎？誠然，現今大多數（音視頻）記錄仍會遺漏我們體驗中的諸多內容，包括內心獨白、意識體驗與情感波動。但我既不是在主張用詳盡的視聽記錄取代生物記憶或寫日記等方法，也不是說現有的記錄技術能捕捉所有值得銘記的瞬間。

有人或許會認為，當前的記錄已足夠豐富，我們為什么還要記錄更多呢？盡管更多記錄可能是有價值的，但“記錄一切”是否真的必要？此處存在一種維持現狀偏差的風險。然而，我們不太可能自然而然地發現記錄量“恰到好處”的那個最佳平衡點。若要探尋我們的最佳平衡點，或許需要結合個人反思與技術實踐來確定哪些記錄對自身真正重要，并決定自己希望成為什么樣的人。

我們可以通過一種輕松活潑的設想，來評估不同于當下的生活方式。例如，你是否曾渴望擁有完美無缺的回憶？生活日志幾乎實現了這一點，盡管它是自愿生成、內容準確且限于可記錄感官模式的。目前的記錄習慣本身，已經彰顯著我們對記憶強化的重視。試想，如果所有你曾經拍攝的照片和留存的信息瞬間消失，你會作何感受，為什么會這樣？于我而言，這無疑是沉重的打擊，就像失去了自我的一部分，以及理解我自身與生命中其他人的重要依據。同理，我們也可以設想自己已經擁有了詳盡的記錄（例如我們過往的每一次對話），而后又失去了其中的大部分，最終只剩下我們實際擁有的狀態。我想，這種失去所帶來的空洞感，與前一種設想是旗鼓相當的。

我們可以通過思考記憶障礙患者如何借助生活日志進行輔助治療，來反思我們與技術增強后的自我之間的關系。我們當前的記錄實踐不僅優于記憶受損者的處境，也優于歷史上那些無法創建文字或音視頻記錄的人們。若站在擁有無障礙全息生活日志者的視角，我們的現狀或許顯得相對遜色。這一未來的視角為我們追求更全面的記錄提供了理由：多一分記錄，便多一分價值！

不僅我們自己會因更多的記錄而受益，我們的家人和后代同樣可以。日記和書信已讓我們得以窺見祖先的生活片段。但試想，倘若你的曾祖父母，或是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曾將一切都記錄下來，我們就能更深入地理解他們。然而現實是，我們甚至未能留存一段維特根斯坦的語音記錄。

我們或許還會期望后代能夠訪問“數字逝者”（deadbots）的模型。這些語言模型通過逝者的記錄訓練而來，旨在模擬其生前可能作出的回應。如果用足夠的數據進行訓練，這些模型可能變得異常逼真。然而，這種高度擬真是否可取，目前仍無定論（相關討論可參閱托馬什·霍拉內克（Tomasz Hollanek）與卡塔日娜·諾瓦奇克-巴辛斯卡（Katarzyna Nowaczyk-Basińska）發表的論文《悲傷機器人、死亡機器人、死后化身》（Griefbots, Deadbots, Postmortem Avatars, 2024）。例如，一些哲學家在繼續訓練聊天機器人來模仿他們的前輩。

最后，探討一種極具推測色彩的可能性，即數字永生。有朝一日，我們能否通過收集某人的全面數據，就實現對此人的重構？這一設想面臨著關于自我同一性與意識潛在成因的棘手詰問，更不必說實施此類重構所涉及的道德爭議。關于相關討論，可參閱丹·西蒙斯（Dan Simmons）于1989年發表的科幻小說《海伯利安》（Hyperion），書中塑造了一個具有詩人約翰·濟慈（John Keats）人格的“賽博人” （人類與人工智能的混合體）；同時也可參考保羅·斯馬特（Paul Smart）的論文《預測自我》（Predicting Me, 2021）。

基于前文的論述，通過無處不在的記錄來實現記憶增強，其價值已然十分顯著。任何反駁觀點若想成立，都必須首先克服這一基本立場。然而，僅僅指出潛在問題并不足以否定它。正如柏拉圖在《斐德羅篇》（Phaedrus）中所揭示的那樣，蘇格拉底雖然曾深切哀嘆書寫文字對生物記憶的負面影響。然而，我們必須討論兩個可能會嚴重限制我們記錄內容的嚴峻挑戰。

我們首先必須面對隱私與數據自主權的挑戰。人們天生享有隱私權，至少有權控制哪些個人數據被收集。在大多數情況下，獲取明確同意是必要前提。在某些場景下，獲取同意相對直接，例如，許多人允許自己信任的人進行記錄，且一旦認識到全面記錄的價值，他們或許會更傾向于同意。然而，仍有相當一部分人可能永遠不希望被記錄。由此產生的記錄空白，或可部分通過個人日記等方式來彌補。但就如同那些無法被記錄的經歷一樣，在某些情況下，我們最終所能依賴的，仍只有自身的生物記憶。

意外和蓄意的信息泄露（例如出于報復目的公開私密內容）仍然是一種威脅，而廣泛的記錄行為加劇了這一威脅。此外，有勢力的不法之徒是另一個威脅。科技公司和政府對記錄的利益訴求常與公眾利益相沖突。因此，當聽到如Siri聯合創始人湯姆·格魯伯（Tom Gruber）這樣的人物盛贊人工智能輔助記憶增強技術時，我們應該保持警惕。而一個能夠訪問我們所有行為的“警察社會（police state）”的可能性，更應讓我們在踏上這條道路前深思熟慮。

我們或許可以考慮一個對隱私相對不利的論點。如果記錄部分構成了我們自身，那么禁止那些用于構建更深刻個人敘事所需的記錄，就侵犯了我們存在的本質核心，迫使我們停留在比自身可能達到的深度更淺的層面。我們通常不會限制擁有超常生物記憶或癡迷于日記寫作的人，也不會禁止個體主動選擇成為這類人。類似地，如果記錄技術可以構成某人的自我，那么對其進行制裁可能會被視為對我們自我構成能力的一種令人反感的侵犯。可以想象，出于隱私考慮可能需要抑制自然記憶，但實際上并沒有這樣做。有人據此認為，記憶增強技術理應得到同等對待。顯然，這個論點必須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外部記憶記錄相較于生物記憶更易共享且更少失真。

應對這些挑戰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然而，鑒于全面記錄所帶來的巨大價值，我認為應當通過技術手段（例如開源軟件、數據加密、自動征得同意機制、按需刪除數據等）與法律手段（例如健全的隱私權保護制度、對不良行為者的嚴格監管）來解決對隱私與自主權方面的擔憂。基于前文所述的積極論證，我們有充分理由推行此類保障措施。我們應該讓人們能夠安全且負責任地增強他們的記憶力。

另一個關鍵挑戰在于，記錄一切可能帶來負面的心理影響。既然知道這些記錄隨時可查，我們何必還要費力去自己記憶任何事情呢？生物記憶很可能由于缺乏使用而逐漸退化，正如過度依賴數字導航系統會削弱人類天生的方向辨識能力一樣。海量記錄還可能使人過度沉溺于過去，難以敞開心扉接納新體驗，同時卻若應對失去的韌性。此外，持續被記錄的狀態更可能催生自我審查的行為模式。

另一方面，生活日志可能帶來的積極影響包括更高的責任感以及對自身行為的更高要求。由于默認記錄下一切，我們反而可能更專注于體驗當下。并且它未必會損害社交關系，甚至有望增進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科幻作品乃至學術研究中充斥著各種設想，如比約恩·倫德格倫（Bj?rn Lundgren）2021年發表的論文《反對人工智能增強個人記憶》（Against AI-improved Personal Memory），但目前的實證研究結果確實存在模糊之處，且未能基于生活日志的廣泛使用情況進行全面評估。因此，在此我們的確不宜過多依賴推測。此外，負面影響可能因人而異，并且尚無確鑿證據表明這些弊端會超過生活日志本身帶來的價值。

即使考慮到前述種種挑戰，我依然認為我們至少有充分的理由去嘗試記錄幾乎所有事情。哲學思辨與實證研究在評估一項技術的后果與可取性時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無論相關論證多么具有說服力，從根本上增強自身記憶的這一決定，似乎必然包含個人偏好的成分。那么，你想成為一個擁有怎樣（擴展）記憶和記錄習慣的人呢？深入的論證與審慎的思考固然能幫助你理清這些問題，但最終的答案，仍需你通過親身實踐去尋找。

作者：Yannic Kappesis

譯者：Shawna

原文：https://aeon.co/essays/if-memory-is-precious-to-you-then-go-ahead-and-record-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