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總統：當今世界，一個“權力三角”正在形成｜IPP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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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12月2日，芬蘭總統亞歷山大·斯圖布在《外交事務》發布文章——《西方的最后機會：如何在為時已晚之前建立新的全球秩序》。斯圖布總統被外界廣泛認為是特朗普“最信賴的歐洲伙伴之一”，他的觀點對于理解西方政界對于未來全球局勢的走向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斯圖布指出，二戰后建立的自由主義、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正走向消亡，當前國際秩序正從多邊主義轉向多極化，前者基于國際機構和共同規則，后者則是權力寡頭壟斷，易導致混亂與沖突。斯圖布表示，芬蘭奉行的“基于價值觀的現實主義”，既堅守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又尊重世界多樣性。這一理念對全球具有借鑒意義：各國需在價值觀與利益間尋求平衡，既堅守不可談判的原則，又正視國家權力的局限性。

他認為，全球南方國家將決定新世界秩序走向，西方需通過資助發展項目、分享權力來爭取其支持，而非單純說教。聯合國應增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取消否決權、暫停違反憲章國家的成員資格；世貿組織等貿易金融機構也需提升透明度與決策靈活性。未來十年，世界可能出現混亂持續、秩序崩潰或重新平衡三種情景。唯有以多邊主義為導向，通過改革與合作，才能避免沖突加劇，構建公正持久的新全球秩序。

亞歷山大·斯圖布（）

芬蘭總統，曾任芬蘭外交部長、歐洲事務與外貿部長、總理、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歐洲投資銀行副行長、歐洲大學學院跨國治理學院院長、教授等職

過去四年，世界的變化比過去三十年還要劇烈。新聞充斥著沖突和悲劇。俄羅斯轟炸烏克蘭，中東局勢動蕩，非洲戰火紛飛。隨著沖突的加劇，民主似乎正在走向衰落。后冷戰時代已經結束。盡管柏林墻倒塌后人們曾寄予厚望，但全球并未團結起來擁抱民主和市場資本主義。事實上，那些本應將世界凝聚在一起的力量——貿易、能源、技術和信息——如今卻正在將其撕裂。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混亂的新世界。二戰后建立的自由主義、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正在消亡。多邊合作讓位于多極競爭。機會主義交易似乎比捍衛國際規則更為重要。大國競爭卷土重來，中美之間的對抗構成了地緣政治格局。但這并非塑造全球秩序的唯一力量。

包括巴西、印度、墨西哥、尼日利亞、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在內的新興中等強國已成為改變游戲規則的關鍵力量。它們擁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和地緣政治影響力，足以左右全球秩序的走向，使其趨向穩定或加劇動蕩。

在2025年擔任BRICS輪值主席國時，盧拉在談到全球治理時強調：“單邊主義破壞國際秩序”，“單靠權力談判會導致不穩定與沖突”。他呼吁通過集體機制改革國際安全架構。圖源：路透社

它們也有理由要求變革：二戰后建立的多邊體系未能充分反映它們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未能賦予它們應有的角色。我稱之為“全球西方”、“全球東方”和“全球南方”的三角競爭正在形成。全球南方國家在選擇加強多邊體系還是尋求多極化時，將決定下一個時代的地緣政治是傾向于合作、分裂還是支配。

未來五到十年很可能決定未來幾十年的世界秩序。一旦某種秩序確立，往往會持續一段時間。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新的秩序維持了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秩序則維持了四十年。如今，冷戰結束三十年后新的秩序再次出現。這是西方國家向世界其他國家證明自身有能力進行對話而非獨斷專行、堅持原則而非雙重標準、開展合作而非獨裁統治的最后機會。如果各國放棄合作而選擇競爭，那么一個沖突更加激烈的世界將不堪設想。

每個國家都擁有自主權，即使是像芬蘭這樣的小國也不例外。關鍵在于盡可能擴大影響力，并利用現有資源推動解決方案的達成。對我而言，這意味著盡我所能維護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即便這一體系目前并不流行。國際機構和規范為全球合作提供了框架。它們需要更新和改革，以更好地反映全球南方和全球東方日益增長的經濟和政治實力。

芬蘭長期保持中立，在冷戰時期便與西方和蘇聯保持平衡。盡管芬蘭已加入北約，但其傳統上以調解人角色出現在國際舞臺。圖源：路透社

西方領導人長期以來一直在談論改革聯合國等多邊機構的緊迫性。現在，我們必須付諸行動，首先要重新平衡聯合國以及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其他國際機構的權力。如果不進行這些改革，現有的多邊體系將會崩潰。這個體系并不完美；它存在固有的缺陷，也永遠無法完全反映其所處的世界。但其他選擇則糟糕得多：勢力范圍、混亂和無序。

歷史并未終結

1989年，我開始在美國弗曼大學學習政治學和國際關系。那年秋天，柏林墻倒塌。不久之后，德國統一，中歐和東歐舍棄了共產主義，原本兩極世界——一個是共產主義的蘇聯，另一個是資本主義的美國——變成了單極世界。美國從此成為無可爭議的超級大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取得了勝利。

當時我欣喜若狂。在我看來，以及當時許多人的看法，我們正站在一個更加光明時代的門檻上。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將那一刻稱為“歷史的終結”，而我并非唯一一個相信自由主義勝利已成定局的人。大多數民族國家必然會轉向民主、市場資本主義和自由。全球化將帶來經濟相互依存。舊有的分裂將會消融，世界將融為一體。當我從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得歐洲一體化博士學位時，這個未來似乎仍然近在眼前。

但這樣的未來并未到來。單極時代曇花一現。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后，西方背棄了其聲稱維護的基本價值觀。其對國際法的承諾受到質疑。美國主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軍事行動以失敗告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重創了西方以全球市場為基礎的經濟模式，使其聲譽受損。美國不再獨自主導全球政治。中國憑借其制造業、出口和經濟增長的飛速發展成為超級大國，此后，中國與美國的競爭主導了地緣政治格局。過去十年，多邊機構進一步削弱，自由貿易領域的猜疑和摩擦日益加劇，科技領域的競爭也日趨激烈。

2022年2月，俄烏沖突再次重創了舊秩序。這是二戰結束以來對基于規則的體系最明目張膽的破壞之一，也是歐洲所經歷的最嚴重的事件。更令人憤慨的是，罪魁禍首竟然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而安理會的設立宗旨正是維護和平。本應維護這一體系的國家，卻親手將其摧毀。

聯合國安理會的結構性問題（例如，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依然存在。盡管多年來有多次關于改革的討論，但由于大國之間的利益沖突，改革進展緩慢。圖源：路透社

多邊主義或多極性

然而，國際秩序并未消亡。在殘垣斷壁之中，它正從多邊主義轉向多極化。多邊主義是一種建立在國際機構和共同規則基礎上的全球合作體系。其核心原則平等適用于所有國家，無論其規模大小。與之相反，多極化是一種權力寡頭壟斷。多極世界的結構建立在多個往往相互競爭的極點之上。

少數參與者之間的交易和協議構成了這種秩序的結構，這必然會削弱共同規則和機構。多極化可能導致臨時性和機會主義行為，以及基于國家實時自身利益而形成的一系列流動性聯盟。多極世界有可能將中小國家排除在外——大國繞過它們達成協議。多邊主義帶來秩序，而多極化則傾向于混亂和沖突。

在倡導多邊主義和法治秩序的人士與鼓吹多極化和交易主義的人士之間，緊張關系日益加劇。小國和中等強國，以及非洲聯盟、東盟、歐盟和南方共同市場等區域組織，都倡導多邊主義。中國則倡導帶有多邊主義色彩的多極化；它表面上支持金磚國家（最初由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組成的非西方聯盟）和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組織，而這些組織實際上希望構建一個更加多極化的秩序。

美國已將其重點從多邊主義轉向交易主義，但仍對北約等區域機構保持承諾。許多國家，無論大小，都在奉行一種可稱之為多元化外交政策的策略。本質上，它們的目標是與多個行為體建立多元化的關系，而不是與任何一個單一集團結盟。

交易型或多維外交政策以利益為主導。例如，小國往往需要在大國之間尋求平衡：它們可能在某些領域與中國結盟，在另一些領域與美國站在一起，同時力圖避免被任何單一行為體所主導。利益驅動著國家的實際選擇，這完全合情合理。但這種做法并不意味著要摒棄價值觀，價值觀應當貫穿國家的一切行動。

即使是交易型外交政策也應建立在核心基本價值觀之上。這些價值觀包括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禁止使用武力以及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絕大多數國家都擁有維護這些價值觀并確保違法者承擔切實后果的明確利益。

許多國家摒棄多邊主義，轉而尋求更多臨時性的安排和協議。例如，美國專注于雙邊貿易和商業協定。中國則利用其龐大的全球基礎設施投資計劃——“一帶一路”倡議，來促進雙邊外交和經濟往來。歐盟正在締結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有可能達不到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標準。

矛盾的是，這一切恰恰發生在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多邊主義來應對氣候變化、發展滯后以及先進技術監管等共同挑戰之際。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多邊體系，所有外交都將淪為交易。多邊主義的世界將公共利益等同于自身利益。多極化的世界則完全以自身利益為導向。

芬蘭的“基于價值觀的現實主義”

外交政策通常基于三大支柱：價值觀、利益和實力。當世界秩序的平衡和動態發生變化時，這三個要素至關重要。我來自一個人口近六百萬的小國。盡管我們擁有歐洲規模最大的國防力量之一，但我們的外交政策卻以價值觀和利益為基礎。

實力，無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大多是大國的特權。它們可以投射軍事和經濟實力，迫使小國迎合它們的目標。但小國也可以通過與其他國家合作來獲得力量。聯盟、集團和巧妙的外交手段，能夠賦予小國遠超其軍事和經濟規模的影響力。通常，這些聯盟建立在共同的價值觀之上，例如對人權和法治的承諾。

作為一個與帝國主義強權接壤的小國，芬蘭深知，有時一個國家必須為了保護某些價值觀，或者僅僅為了生存，而不得不放棄一些價值觀。國家的基礎是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二戰后，芬蘭保住了獨立，不像我們的波羅的海鄰國那樣被蘇聯吞并。但我們失去了百分之十的領土，其中包括我父親和祖父母的出生地。更重要的是，我們不得不放棄部分主權。芬蘭無法加入歐盟和北約。

冷戰時期，芬蘭的外交政策以“務實現實主義”為特征。為了防止蘇聯像1939年那樣再次攻擊我們，我們不得不對西方價值觀做出妥協。芬蘭歷史上的這一時期，催生了“芬蘭化”一詞，并被應用于國際關系領域。這段歷史并非值得我們引以為傲，但我們最終保住了獨立。這段經歷讓我們對任何可能重演的局面都保持警惕。當有人提出“芬蘭化”或許可以解決烏克蘭戰爭時，我強烈反對。這樣的和平代價過于沉重，實際上等同于放棄主權和領土。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混亂的新世界里。

冷戰結束后，芬蘭和許多其他國家一樣，接受了西方全球價值觀將成為主流的觀點——我稱之為“基于價值觀的理想主義”。這使得芬蘭得以在1995年加入歐盟。與此同時，芬蘭也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它自愿選擇不加入北約。

一些芬蘭人抱有理想主義的信念，認為俄羅斯最終會成為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因此加入北約沒有必要。另一些人則擔心俄羅斯會對芬蘭加入北約做出不良反應。還有一些人認為，芬蘭不加入北約有助于維護波羅的海地區的平衡，從而維護和平。事實證明，所有這些理由都是錯誤的，芬蘭也隨之做出了相應的調整；在俄烏沖突之后，芬蘭加入了北約。

這項決定既源于芬蘭的價值觀，也源于芬蘭自身的利益。芬蘭奉行我所謂的“基于價值觀的現實主義”：致力于一套基于自由、基本權利和國際規則的普世價值，同時尊重世界文化和歷史的多樣性。

全球西方必須堅守自身價值觀，但也要明白，世界問題并非僅靠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就能解決。

基于價值的現實主義聽起來似乎自相矛盾，但并非如此。冷戰后時代兩種頗具影響力的理論似乎將普世價值與對政治斷層的更為現實的評估對立起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認為，資本主義戰勝共產主義預示著一個將變得更加自由和市場化的世界。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則預言，地緣政治的斷層線將從意識形態差異轉向文化差異。

事實上，各國在應對當今不斷變化的秩序時，可以借鑒這兩種觀點。在制定外交政策時，西方國家的政府可以堅持對民主和市場的信念，而無需堅持認為它們具有普遍適用性；在其他地區，不同的模式可能會占據主導地位。即使在西方國家內部，對安全和捍衛主權的追求有時也會使嚴格遵循自由主義理想變得不可能。

各國應努力構建基于價值觀的務實合作世界秩序，既尊重法治，也尊重文化和政治差異。對芬蘭而言，這意味著要與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接觸，以更好地了解它們在俄烏沖突及其他持續沖突問題上的立場。這也意味著要就重要的全球性問題，例如技術共享、原材料和氣候變化等問題，在平等的基礎上開展務實對話。

權力三角

如今，全球力量平衡由三大區域構成：西方世界、東方世界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大約由50個國家組成，傳統上由美國領導。其成員主要包括歐洲和北美的民主市場國家，以及遠在海外的盟友澳大利亞、日本、新西蘭和韓國。這些國家通常致力于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秩序，即便它們在如何最好地維護、改革或重塑這一秩序上存在分歧。

全球東方陣營由以中國為首的大約25個國家組成。它包括一個由伊朗、朝鮮和俄羅斯等結盟國家組成的網絡，這些國家試圖修改或取代現有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這些國家擁有共同的利益，即削弱全球西方的影響力。

全球南方涵蓋非洲、拉丁美洲、南亞和東南亞等眾多發展中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以及世界大部分人口），約有125個國家。其中許多國家曾遭受西方殖民主義的蹂躪，并在冷戰時期再次淪為代理人戰爭的戰場。全球南方包括許多中等強國或“搖擺國家”，例如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肯尼亞、墨西哥、尼日利亞、沙特阿拉伯和南非。人口趨勢、經濟發展以及自然資源的開采和出口推動了這些國家的崛起。

全球西方和全球東方正在爭奪全球南方國家的民心。原因很簡單：他們都明白，全球南方國家將決定新世界秩序的走向。當西方和東方走向不同的方向時，南方國家掌握著決定性的一票。

全球西方不能僅僅靠歌頌自由和民主的優點來吸引全球南方國家；它還需要資助發展項目，投資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是，給予南方國家參與決策的機會，分享權力。

全球東方如果認為其在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和直接投資上的投入就能在全球南方國家獲得完全的影響力，那就大錯特錯了。正如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所指出的，印度和其他全球南方國家并非袖手旁觀，而是堅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場上。

換言之，東西方領導人都需要基于價值觀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并非非此即彼。決策者每天都必須做出涉及價值觀和利益的選擇。你會從一個違反國際法的國家購買武器嗎？你會資助一個正在打擊恐怖主義的獨裁政權嗎？你會援助一個將同性戀視為犯罪的國家嗎？你會與一個允許死刑的國家進行貿易嗎？

有些價值觀是不可談判的。這些價值觀包括維護基本人權、保護少數群體、維護民主以及尊重法治。這些價值觀構成了全球西方應有的立場，尤其是在其向全球南方國家發出呼吁時。與此同時，全球西方也必須明白，并非所有人都認同這些價值觀。

基于價值觀的現實主義旨在尋求價值觀與利益之間的平衡，既優先考慮原則，又承認在和平、穩定與安全受到威脅時，國家權力的局限性。以一套運轉良好的國際機構為基礎、維護基本價值觀的規則型世界秩序，仍然是防止競爭導致沖突的最佳途徑。

然而，隨著這些機構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各國必須擁抱更為務實的現實主義。領導人必須承認各國之間的差異：地理、歷史、文化、宗教以及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如果他們希望其他國家更好地解決公民權利、環境保護和良好治理等問題，就應該以身作則，提供支持，而不是空談說教。

基于價值觀的現實主義始于體面的行為，尊重他人的觀點并理解差異。它意味著基于平等伙伴關系的合作，而非基于某種對全球西方、東方和南方關系應有樣貌的歷史認知。各國著眼未來而非回顧過去的方式，在于聚焦重要的共同項目，例如基礎設施建設、貿易以及氣候變化減緩和適應。

世界三大領域若要構建一個既尊重差異又允許各國在更廣泛的國際合作框架內維護自身國家利益的全球秩序，將面臨諸多障礙。然而，失敗的代價極其巨大：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經驗教訓已足以警示世人。

不確定性是國際關系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時代交替之際。關鍵在于理解變革發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應對。如果西方世界重拾舊有的直接或間接支配或傲慢態度，必將敗北。但如果它意識到全球南方將在未來的世界秩序中扮演關鍵角色，或許就能建立基于價值觀和利益的伙伴關系，從而應對全球面臨的主要挑戰。基于價值觀的現實主義將為西方世界在這個國際關系新時代中游刃有余。

未來的世界

戰后建立的一系列機構幫助世界度過了發展最快的時期，并維持了相對和平的非凡時期。如今，這些機構面臨崩潰的風險。但它們必須存續，因為一個建立在競爭而非合作基礎上的世界終將導致沖突。然而，為了生存，它們必須變革，因為太多國家在現有體系中缺乏自主權，如果得不到變革，它們就會退出該體系。這些國家這樣做無可厚非；新的世界秩序不會等待。

未來十年至少可能出現三種情景。

第一種情景是，當前的混亂局面將持續下去。舊秩序的某些要素仍會保留，但對國際規則和機構的尊重將變得隨意，且主要基于利益而非內在價值觀。解決重大挑戰的能力依然有限，但世界至少不會陷入更大的混亂。然而，結束沖突將變得尤為困難，因為大多數和平協議都將是交易性的，缺乏聯合國認可所帶來的權威性。

情況可能更糟：在第二種情景中，自由國際秩序的基礎——其規則和機構——將繼續受到侵蝕，現有秩序將崩潰。世界將走向混亂，權力中心不再清晰，各國無力解決諸如饑荒、流行病或沖突等突發危機。強人、軍閥和非國家行為體將填補國際組織衰落后留下的權力真空。局部沖突有可能引發更大規模的戰爭。在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里，穩定和可預測性將成為例外，而非常態。和平斡旋將幾乎不可能。

但情況并非必須如此。在第三種設想中，全球西方、東方和南方之間新的權力平衡將催生一個重新平衡的世界秩序，各國可以通過平等合作與對話來應對最緊迫的全球挑戰。這種平衡將抑制競爭，并推動世界在氣候、安全和技術等關鍵挑戰上加強合作——這些挑戰任何國家都無法單獨解決。在這種設想中，《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將得到貫徹，從而達成公正持久的協議。但要實現這一點，國際機構必須進行改革。

改革始于最高層，即聯合國。改革始終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但至少有三項可能的變革能夠自動加強聯合國，并賦予那些認為自己在紐約、日內瓦、維也納或內羅畢權力不足的國家以自主權。

首先，所有主要大洲都必須始終在聯合國安理會中擁有代表席位。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安理會沒有常任理事國席位，而亞洲僅由中國代表，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至少應增加五個：非洲兩個，亞洲兩個，拉丁美洲一個。

第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應該在安理會擁有否決權。否決權在二戰后是必要的，但在當今世界，它已經使安理會形同虛設。日內瓦的聯合國各機構之所以能夠高效運作，正是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成員國能夠阻止它們開展工作。

第三，如果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或輪值理事國違反《聯合國憲章》，其聯合國成員資格應當被暫停。聯合國絕不應存在雙重標準。

全球貿易和金融機構也需要更新。世界貿易組織（WTO）多年來一直因其爭端解決機制的癱瘓而舉步維艱，但它仍然至關重要。盡管在世貿組織管轄范圍之外的自由貿易協定有所增加，但全球超過70%的貿易仍然遵循世貿組織的“最惠國待遇”原則。

多邊貿易體系的意義在于確保所有成員都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關稅和其他違反世貿組織規則的行為最終會損害所有人的利益。當前的改革進程必須提高透明度，尤其是在補貼方面，并增強世貿組織決策過程的靈活性。這些改革必須迅速實施；如果世貿組織繼續深陷目前的僵局，該體系將失去公信力。

改革并非易事，其中一些提議或許聽起來不切實際。但80多年前聯合國成立之初，舊金山會議上提出的方案也同樣如此。聯合國193個成員國是否會接受這些變革，取決于它們將外交政策的重心放在價值觀、利益還是權力上。基于價值觀和利益分享權力是二戰后自由世界秩序建立的基石。現在是時候對這個近一個世紀以來一直行之有效的體系進行修訂了。

對全球西方而言，這一切的關鍵在于美國是否愿意維護其曾大力構建并從中獲益匪淺的多邊世界秩序。鑒于華盛頓已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和《巴黎氣候協定》等關鍵機構和協議，以及其在跨境貿易中采取的新近重商主義立場，這或許并非易事。聯合國體系曾幫助維護大國間的和平，使美國得以崛起為領先的地緣政治力量。

在許多聯合國機構中，美國都扮演著主導角色，并能夠非常有效地推動其政策目標的實現。全球自由貿易幫助美國確立了其世界領先經濟強國的地位，同時也為美國消費者帶來了低成本產品。北約等聯盟也為美國在其區域之外帶來了軍事和政治優勢。西方其他國家的任務仍然是說服特朗普政府認識到戰后機構的價值以及美國在其中發揮的積極作用。

全球東方面臨的最大變數在于中國如何在世界舞臺上施展拳腳。中國可能會采取更多措施，填補美國在自由貿易、氣候變化合作和發展等領域留下的權力真空。它可能會嘗試塑造其目前擁有更強影響力的國際機構。它可能會尋求進一步擴大其在區域內的影響力。而且，它可能會放棄長期以來奉行的“韜光養晦”戰略。

雅爾塔還是赫爾辛基？

像羅馬帝國建立的那種國際秩序，有時可以延續數百年。然而，大多數時候，它只能維持幾十年。俄羅斯在烏克蘭的侵略戰爭標志著世界秩序又一次變革的開始。對于今天的年輕人來說，這就像是他們的1918年、1945年或1989年。世界在這些關鍵時刻可能會走上歧途，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那樣，當時國際聯盟無力遏制大國之間的競爭，最終導致了另一場血腥的世界大戰。

各國有時也能做到大致正確，例如二戰后聯合國的建立。畢竟，戰后秩序確實維護了冷戰兩大超級大國——蘇聯和美國——之間的和平。誠然，這種相對穩定是以那些被迫屈服或在代理人戰爭中遭受損失的國家為代價的。二戰結束固然為延續數十年的秩序奠定了基礎，但也埋下了當前失衡的種子。

1945年，戰爭的戰勝國在克里米亞的雅爾塔舉行會議。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和蘇聯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在那里制定了基于勢力范圍的戰后秩序。聯合國安理會將成為超級大國解決分歧的平臺，但幾乎沒有給其他國家留下任何空間。在雅爾塔，大國凌駕于小國之上達成了協議。這一歷史性錯誤如今必須得到糾正。如果沒有強大的多邊體系，外交就會變成交易性的。

1975年召開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與雅爾塔會議形成了鮮明對比。32個歐洲國家以及加拿大、蘇聯和美國齊聚赫爾辛基，旨在建立一個基于適用于所有國家的規則和規范的歐洲安全體系。他們就各國對待本國公民和彼此行為的基本原則達成一致。在當時局勢高度緊張的情況下，這是一項卓越的多邊主義壯舉，并對冷戰的結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75年赫爾辛基會議（即簽署《赫爾辛基最終議定書》）確立“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CSCE）”的正式框架，冷戰雙方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承認歐洲現狀、邊界不可侵犯、主權平等，并建立對話機制。圖源：Wikimedia Commons

雅爾塔會議的結果是多極化的，而赫爾辛基會議是多邊的。現在世界面臨抉擇，我相信赫爾辛基會議指明了正確的方向。未來十年我們所有人做出的選擇，將決定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秩序。

像芬蘭這樣的小國并非故事中的旁觀者。新秩序將由大小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做出的決定決定，無論他們是民主人士、獨裁者，還是介于兩者之間。而作為當前秩序的締造者，同時也是經濟和軍事上最強大的全球聯盟，西方世界肩負著特殊的責任。我們如何肩負起這份重任至關重要。這是我們最后的機會。

劉深｜IPP新媒體主管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周浩鍇

審校｜劉 深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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