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渭草書《李太白詩卷》,紙本,30×383cm,王已千舊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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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自稱“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把自己的書法置于自己的繪畫之上,可見他對自己書法的自信。徐渭對傳統的理解和把握是具雙重性的,一是對“神”的理解,求形得形,求神得神。他在其《玄抄類摘序》中云:“能如此造化絕安排,不求形似求生韻;”“死物也筆,手之支節亦死物也,所運者全在氣,而氣之精而熟者為神,”“以精神運死物,則死物始活,故徒托散緩之氣者,書近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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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神”是理解徐渭書法的關鍵,然而,由于其大部分須依賴于觀賞者長期積累形成的經驗與敏感,故也是理解徐渭書法的難點。又一方面則非常強調主體詮釋的能動性,徐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總而成之,“不知何祖”的自由揮灑,即使有某家之筆意,也是很隱蔽很含蓄的。也很少見過他直接對臨某家某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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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現象與他的書學主張完全是一致的,在《跋張東海草書千文卷后》:“天成者非成于天也,出乎己而不由乎人也,”“凡臨摹直寄興耳、銖必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露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為何人,然窺其露己筆意必為高手。優孟之似孫叔敖,豈并其須眉軀干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他主張學書要獨出于己,以我為主,主張臨摹不能“隨人”、“依樣”,不必“銖必較,寸而合”,只需“取其意氣,”目的在于“寄興”,表現自己的“真我面目”,表現自己的個性一一“露己意”,這就是他遍學百家卻又無明顯百家面目的原因,也是他學書的高明之處。
徐渭草書《李太白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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