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紐約時報》敢起訴AI新貴，卻不敢碰谷歌？

《紐約時報》等巨頭圍剿AI新貴，版權大戰再度升級。

12月6日，據CNBC報道，《紐約時報》正式對當紅AI初創公司Perplexity提起聯邦訴訟，指控其大規模非法復制、使用《紐約時報》受版權保護的新聞文章、視頻、播客等內容，用于訓練AI模型并生成回答。

訴狀指出，Perplexity生成的答案與《紐約時報》原文“相同或高度相似”，直接構成侵權。就在前一天，《芝加哥論壇報》也已對Perplexity提起類似訴訟。

《紐約時報》發言人強調，其支持負責任地發展AI，但堅決反對未經授權使用其內容來開發產品。Perplexity則回應稱，出版商起訴新技術公司是“百年傳統”，但歷史證明這無法阻擋進步。

Perplexity成立于2022年，憑借能直接給出答案的AI搜索引擎迅速走紅，目前已獲得超過15億美元融資，投資方包括英偉達等知名機構。

此次訴訟是媒體行業在AI時代維護自身內容價值的又一次重要行動。《紐約時報》目前仍在進行另一起針對OpenAI和微軟的版權訴訟。而就在今年9月，AI公司Anthropic剛以15億美元天價和解了作家群體的集體訴訟，創下版權賠償紀錄。

隨著AI技術不斷滲透，科技公司與內容創作者之間的版權沖突正日益頻繁化、規模化。

1. 柿子挑挑軟的捏？

“欺軟怕硬”是表，“投鼠忌器”是里——不告谷歌，是因為流量命脈握在人家手里。

從現狀的情況看，確實似乎是“挑軟柿子捏”。

但不能忽視的要點，是出版商與谷歌之間長達二十年的“共生”，已變成一種深入骨髓的“依賴”，甚至是一種“恐懼”。

為何這樣說呢？其實也不難理解。

假如，你是一家報社，你的數字生命線有超過一半——有時高達六成——緊緊攥在谷歌手里。每天，數百萬讀者通過搜索結果的鏈接涌入你的網站，帶來至關重要的流量和廣告曝光。

谷歌是你的報亭，你的分銷商，你的頭版展示欄。

同時，它也是一個沉默的伙伴，手握著你無法拒絕的規則。

這種關系建立在一個脆弱的平衡之上，谷歌索引你的內容，展示一小段摘要，然后把人送過來；你則獲得生存必需的訪問量。這個游戲規則，被稱為“開放網絡”。

起訴這樣的伙伴？無異于親手掐斷自己最大的渠道。

谷歌太龐大了，龐大到它的任何一個算法調整，都能讓你的編輯部陷入流量暴跌的恐慌。挑戰它，成本是毀滅性的，是生存級別的風險。

而Perplexity不同。它年輕、迅猛，但它還沒有長成那樣的巨人。

它的訪問量也許在快速增長，但和谷歌那覆蓋全球、根深蒂固的網絡相比，它依然是一個“可計算的風險”。起訴它，不會立刻讓報社的營收報表崩盤，風險可控，目標清晰。

通過這場訴訟，出版商至少可以做三件事：第一，測試法律武器在新戰場上的威力，為未來可能的更大沖突積累判例和談判資本；第二，向整個科技界——尤其是那些虎視眈眈的AI新貴們——發出明確無誤的警告信號：此路不通，要過就得交費；第三，在公眾和投資人面前，扮演一個“版權捍衛者”的堅定角色，哪怕這種捍衛是選擇性的。

這才是理解這場爭端為何在此時爆發的關鍵。

過去二十年，我們習慣了谷歌的模式。你搜索一個問題，谷歌像一個極其高效、但嚴格守規矩的圖書管理員。它跑到全世界的網站（包括所有新聞網站）里快速翻閱，然后回來告訴你：“我在《紐約時報》A文章第3段，《華爾街日報》B報道里，找到了相關描述。這是它們開頭的一小段話，這是鏈接，您需要的話，請移步去它們那里閱讀全文。”

這個過程，本質是“索引”和““引用”。

內容始終存放在出版商的服務器上，谷歌只提供一個“地址簿”和一句“引文”。

它的核心價值是“導航”，它把用戶引向信息的源頭。

出版商雖然抱怨谷歌分走了注意力，但至少，用戶最終還是點進了他們的網站，看到了文章，也看到了旁邊的廣告。

而以Perplexity為代表的AI搜索，玩的是一套截然不同的游戲。它不再滿足于當圖書管理員，它要當那個直接給你寫答案報告的“學者”。

當你提問時，它的RAG（檢索增強生成）系統會像人一樣，深入抓取《芝加哥論壇報》的整篇調查報道，提煉出核心事實和數據，再融合路透社的另一篇分析，最后組織成一段邏輯清晰、信息完整的全新答案，直接呈現在你面前。這個過程，不再是“索引+引用”，而是“提取+消化+重組+生成”。

它將原本分散在多篇文章里的價值——那些耗費了記者數月調查、編輯精心打磨的洞察——像消化食物一樣吸收掉，然后生產出一個全新的、自洽的信息產品。

用戶很可能看完這個流暢的總結就離開了，覺得問題已經解決，再也沒有動機去點擊原始的、充滿了上下文細節和敘事魅力的那篇完整文章。

這才是觸及根本的質變。

谷歌的舊模式，分流的是“注意力”和“流量”。

而AI搜索的新模式，正在消解“內容產品”本身作為終點的價值。

它把文章從一件值得被完整閱讀的“作品”，降維成了供其吸收煉化的“原始數據原料”。對出版商來說，前者是渠道之爭，雖然痛苦但尚可談判；后者卻是存在性威脅——如果沒人需要看原文了，那么新聞機構的核心價值何在？廣告又將依附于哪里？

Perplexity之所以成為那個“完美的第一被告”，正是因為它如此赤裸裸地演示了這個可怕的未來，一個不再需要點擊跳轉、就能直接榨干你所有信息精華的世界。

2. 焦灼的出版巨頭們

這就引出了科技史上一個不斷重演的悲劇性模式：“邊緣創新者懲罰”。

縱觀歷史，顛覆性的技術沖擊往往并非來自行業中心，而是來自邊緣的野蠻人。

音樂行業的Napster，視頻分享早期的YouTube用戶，網約車最初的Uber。這些邊緣挑戰者有一個共同點，它們用更激進、更“不守規矩”的方式，揭示了新的可能性，但也正因如此，它們首當其沖地承受了舊世界最猛烈的法律和監管炮火。

為什么？因為它們缺乏傳統巨頭的政治游說力量、錯綜復雜的聯盟關系以及“太大而不能倒”的震懾力。

它們的商業模式更脆弱，一紙訴狀就可能斷送其融資前景。

對傳統產業而言，起訴這些邊緣玩家是一個完美的“壓力測試”：成本相對較低，卻能探明法律雷區的邊界，威懾后續的跟風者，同時為自己爭取寶貴的轉型時間。

這不是出版業的獨創，只是商業自衛的本能，出版巨頭們焦灼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他們在“合理使用”的模糊地帶摸索，試圖用訴訟判決這根探針，劃出AI到底能“借用”多少內容的紅線。他們也必須在捍衛眼前已然下滑的廣告收入和探索未來可能的數據授權收入之間，做出痛苦的權衡。

一方面要大聲抗議AI“竊取”內容，另一方面自己編輯部內部可能正在悄悄試用AI工具來輔助寫稿、分析數據，提升效率，矛盾至極。

在這種四面楚歌、信息高度不確定的復雜博弈中，起訴Perplexity這一舉動，其象征意義和戰術價值，無疑便超過了法律勝負本身。

其潛臺詞不外乎是：“我們看到了未來，我們很害怕，我們要在規則制定上插一腳。但我們暫時不敢，也沒有能力，去挑戰真正的規則制定者。所以，就從你開始談吧。”

Perplexity就是拽出來待宰的“羊”！

他們選擇的不是敵人，而是戰場；捍衛的不僅僅是版權，更是在急速坍縮的舊世界里，那一點殘存的談判資本和關于未來的想象權。

3.“告小談大”背后

訴訟只是序幕，生存才是終局。

未來的戰場，將圍繞“內容作為數據資產”這一核心命題展開。

過去，一篇報道的價值鏈條很簡單：優質內容吸引眼球，眼球帶來流量，流量兌換廣告。計價單位是“每千次展示”。但在AI眼中，這個模型過時了。一篇深度調查的價值，不再僅僅取決于它被多少人點擊，而更在于它能否成為讓大語言模型變得更聰明、更可靠的“高質量訓練數據”。

它的數據密度、事實準確性、邏輯嚴謹性和敘述獨特性，將成為新的估值標準。這意味著，內容庫將從“流量水庫”轉型為“數據礦藏”。開采權怎么賣？定價模型可能會從“按點擊付費”徹底轉向“按訓練用量付費”，比如根據AI模型從這篇文章中吸收、處理的“token”（信息單元）數量來計費。

我們甚至可能會看到，專門為AI定制生產的“結構化內容包”出現——不再是給人類讀者閱讀的生動故事，而是為機器高效消化準備的、高度標準化的事實、數據和關系圖譜。

更進一步的，大型出版商們可能會聯合起來，組建一個屬于內容行業的“數據交易聯盟”，共同設定授權標準和質量門檻，試圖從分散的原料供應商，升級為掌握定價權的資源卡特爾。

因此，單純的法律防御是遠遠不夠的。

最可能的路徑，將是一種精分的“訴訟與合作”雙軌制。

對Perplexity這樣尚未建立穩固生態、規則意識薄弱的新銳，用訴訟敲打，劃定紅線，迫使其坐上談判桌，為行業確立最基本的“數據使用費”先例。

而對于谷歌、微軟、OpenAI這些掌控著生態命脈的巨無霸，策略則完全不同。硬碰硬的對抗成本太高，明智的選擇是邊談邊打，以合作為主旋律。這意味著出版商將不得不與“吞噬”自己內容的平臺，就內容數據的使用范圍、授權費用和署名方式，展開一場漫長而復雜的利益博弈。

同時，頂尖的出版商絕不會只滿足于充當外部AI的“燃料供應商”。他們必將大力投資自身的AI能力，利用其寶貴的品牌公信力和高質量內容庫，開發專屬的智能信息工具。

例如，一個財經媒體可能會推出能深度分析財報、實時解讀經濟數據的AI助手；一個法律出版社可能開發基于其案例庫的法律推理工具。

最終的目標，是從“靜態內容的制造商”，轉型為“動態智能信息服務的提供者”，在AI時代重新奪回一部分價值鏈的主導權。

這一切博弈的背后，都戳破了一個長期被宣揚的理念：“技術中立”。

現實中，當一家公司同時掌控著搜索引擎（流量入口）、廣告網絡（收入命脈）、瀏覽器和操作系統（用戶終端），并親自下場研發最先進的AI模型時，它早已超越了“中立平臺”的角色。它是一個擁有絕對主導權的“數字生態系統運營商”。

在這個系統里，規則由它制定，利益向它傾斜。

出版商不起訴它，不是因為它的行為在法律上更無懈可擊，而是因為挑戰這樣一個系統，意味著你可能同時失去流量、廣告收入和技術合作的可能，這是一種商業上的自殺行為。

這種選擇，是基于冰冷的權力結構計算的生存理性，與法律原則或道德高地關系不大。

從這一點而言，對Perplexity的訴訟，只是一聲尖銳的哨響，提醒所有人比賽進入了全新且更殘酷的環節。真正的游戲，在于出版商能否利用這聲哨響爭取到的時間，完成從“流量時代的佃農”到“數據時代的莊園主”甚至“智能服務的設計師”的身份蛻變。

而個中答案，將決定我們未來看到的“新聞”，究竟是由獨立、專業的機構提供的深度洞察，還是僅僅淪為喂養全球AI巨獸的、均質化的數據飼料。

所有人都該明白，比賽的性質，已經徹底改變了。

本文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騰訊新聞圖庫

編輯出品 | 東針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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