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鄂豫皖2年，從被排擠到被接納，徐向前如何成為四方面軍總指揮

1929年6月的一個悶熱雨夜，麻城與黃安之間的山路被水沖出一道道溝壑，一位身材清瘦的年輕人披著斗篷，悄悄步入鄂東北特委的臨時駐地。同行的向導悄聲提醒：“這里，就是紅三十一師的大本營了。”年輕人名叫徐向前，今年二十七歲。

他不久前還在海陸豐組織游擊戰，而更早之前，1927年的廣州起義給過他最初的“火藥味”洗禮。兩年輾轉，從東江叢林到上海弄堂，直到接到黨中央關于赴大別山的密令，他幾乎連喘氣的機會都沒有。一路顛簸，兼之水土不服，抵達時他嗓子發啞，說話像砂紙摩擦。可真正讓他頭疼的并非嗓子，而是面前這支僅剩三百多人的“師”。

紅三十一師由黃麻起義的殘部組成，隊員多是本地農家子弟，語言夾雜著濃重方言。第一次碰頭，隊長王樹聲只問了一句：“客軍，能給咱吃的出個主意不？”徐向前沒聽懂，旁邊的通訊員趕緊翻譯成普通話，氣氛一時有些尷尬。自此，“外來干部”四個字像一塊冷冰壓在他肩頭。

排擠來得毫不客氣。特委開秘密會議常常不通知他，戰士口中的“徐副師”被默默地掛了空頭銜。有人勸他強硬些，可他搖頭：“先把仗打好，讓槍口說話。”這不是謙讓，而是他在海陸豐摸爬滾打后悟出的生存法則：先贏，再言事。

機會很快出現。10月底，國民黨獨立第十五旅向黃安一帶滲透，打算端掉紅軍根據地的糧倉。徐向前憑著從東江帶來的游擊戰經驗，布下一道“口袋陣”，讓對方一頭扎進山谷泥潭。兩小時后，敵軍被分割成三個孤點，繳獲輕機槍十七挺。這場硬仗徹底打開了局面。戰士們私下議論：“新來的那位，真頂事！”

贏得尊敬后，他開始修補內部關系。特委再開會，不但請他列席，還主動把民運、兵站等難題交到他手上。徐向前卻堅持一條原則：軍事問題親自盯，政治工作完全尊重地方干部。“只要能讓百姓跟著咱走，誰做主都行。”一句輕描淡寫的話，把原本敏感的權力分配變成合作契機。

1930年春，鄂豫邊、皖西、豫東南三塊根據地合并，紅三十一師與兄弟部隊編成紅一軍。許繼慎任軍長，徐向前兼師長、軍副。隊伍擴展到三千人，可彈藥仍捉襟見肘。他想出“打連子”的辦法：夜里分隊摸哨，拔掉敵一個排、收繳一批槍，再迅速隱蔽。短短兩個月，紅一軍多出四百支步槍。許繼慎拍著他肩說：“這法子靈光，接著用。”徐向前憨笑，沒多話。

同年夏，奉“全國總暴動”口號，紅一軍奉命北上切斷平漢鐵路。任務定得激進，敵情卻越來越復雜。許繼慎憂心忡忡，徐向前建議：“不如以襲擾為主，保存實力。”觀點沒被采納，他們還是硬著頭皮打。結果雖成功截斷鐵路，卻付出不小代價，部隊戰斗力銳減。一次晚間檢討會上，許繼慎自責連連，徐向前卻把責任往自己身上攬：“我在具體部署上沒考慮周全。”一句話，替軍長擋了不少“火”，同僚對他更服氣。

1931年初，紅一軍與紅十五軍合編成紅四軍，中央派曠繼勛任軍長。偏偏此時張國燾受命來鄂豫皖主持工作，新舊意見交織，局面一度膠著。曠繼勛因與中央策略不合，被調離崗位。張國燾提議讓徐向前接任軍長，理由很簡單：能打，也聽指揮。徐向前心里清楚，眼前這攤事摻著政治漩渦，稍有不慎就會掉進麻煩，“多說不如多干”仍是他的信條。

11月7日，黃安七里坪熱鬧異常，三萬余將士列隊集結。張國燾宣讀命令：紅四方面軍正式成立，徐向前出任總指揮。那天他穿著洗得發白的粗布軍裝站上臺前，才三十歲，卻肩負起與川陜、鄂豫皖生死存亡息息相關的重任。短短兩年，從初到大別山時被排斥的“客軍”，到統御數萬人的總指揮，跨度之大，放在整個紅軍史也不多見。

隨后的一年半，四方面軍以麻城、黃安為依托，連破羅卓英、張貽恩、岳維峻等六路圍攻。最驚心動魄的一次，徐向前采取“野狐包餃子”戰術，利用山川褶皺切割戰場，以八萬人馬圍殲二十萬敵軍，殲敵近十萬。戰后，士兵們在野地里砌石壘碑，碑上沒有花哨詞藻，只刻十二個字：“打得好，給窮人出了一口氣。”

戎馬倥傯之間，他始終堅持兩件事：一是把握機動戰法，只要能多活一個兵，就絕不硬拼；二是政治紀律高于一切，老百姓的一碗米、一床被都得照價給錢。有人納悶：“總指揮怎么總記掛這些小事？”他回答樸實：“軍隊要站得住腳，先要讓鄉親們信得過。”一句話說破天機。

回頭看徐向前在鄂豫皖的兩年，橫看是密集的戰斗、頻繁的整編，豎看則是一個外來黃埔軍官與大別山赤子之間，從陌生到相融的過程。他以軍事才能立足，以人格魅力服眾，更在復雜的黨內斗爭中保持了難得的平和與清醒。也正因如此，火線上的無數戰士才肯跟著他闖山林、過大河，闖出一個后來讓敵人聞風喪膽的紅軍主力——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

尺幅紙張，裝不下他夜行山路時的踉蹌，也寫不盡他決策剎那間的千鈞。只此可見，大別山那段時光，不只是將星初顯，更是一位后來元帥沉淀風骨的關鍵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