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的加州清晨,NASA噴氣推進實驗室燈火通明。半盞咖啡還冒著熱氣,中年工程師 LIN CHANG 剛校核完一組火星探測數據,秘書遞來一封從夏威夷轉寄的掛號信。拆開信封,熟悉而生澀的漢字撲面而來——那是母親趙一荻的近況,落款卻是他陌生又親切的本名“張閭琳”。幾十年間,這個名字在他腦海里時隱時現,直到此刻才真正回到手中。
1930年11月,他于天津倉促降生,體重不足四斤,保姆吳媽守了一宿才把小命拉回。六歲那年,西安事變爆發,父母被軟禁,他隨保姆輾轉上海、香港,最后被托運般送往舊金山。船艙狹窄,他只能抱著一只棕色玩具熊睡覺,熊的領結上別著一張紙條,“Lin Chang,9歲”。從此,他以這個英文順序顛倒的名字在美國讀書、打球、考大學,連自己祖父名字都讀不順口。
洛杉磯高中畢業,他憑滿分物理成績考進加州大學航空系,隨后進入NASA,參與阿波羅登月系統測試。一口地道的西岸口音,掩蓋了他骨子里的東北腔。有人問起身世,他總含糊一句:“Old China story。”他沒說謊,也沒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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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秋,趙一荻在臺北委托董顯光赴美尋子。董顯光提著一張褪色合影,在舊金山教堂區挨家打聽。四個月后,他在帕洛阿爾托一家書店找到了正在買《結構動力學》的張閭琳。董顯光遞過一封薄薄的信:“你母親一直記掛你。”張閭琳握信發抖,卻只能結結巴巴蹦出三個單詞:“Thank…you…sir。”那晚,他第一次認真練習拼音,把“母親”兩個字寫滿整張草稿紙。
時間推到1990年,60歲的張閭琳從NASA提前退休,正值張學良結束幽禁。父子相見之前,隔著電話,老人只說了一句:“孩子,替我回趟奉天。”短短九個字,像釘子一樣釘進張閭琳心里。
1994年4月30日,他和妻子由洛杉磯飛香港,再轉北京。傍晚入住釣魚臺,接待名單里出現呂正操、孫孚凌、萬紹芬等名字,他一時分不清是歷史還是現實。“大帥的孫子來了”,禮賓人員低聲提醒。張閭琳笑得拘謹,他仍未適應“孫子”這個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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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清晨,沈陽上空飄著細雨,車窗外的渾河靜得像一面灰鏡。抵達大帥陵時,柏油路已被雨水沖得锃亮。張閭琳換下西裝,穿上父親寄來的舊長衫,面料發黃,袖口處用英文縫著“Liu-Lin”。陵園松柏筆直,他在墓前雙膝一跪,手掌撐地,微微顫抖。他深吸一口氣,用練習數十遍的中文喊出十個字:“我代表您兒子來看您了!”口音生硬,卻字字沉重。守陵老兵原本挺立,聽到這句,猛地紅了眼眶。
拍攝用的家用攝像機嗡嗡作響,鏡頭里,青石碑在毛毛雨中泛出溫潤光澤。張閭琳反復調整焦距,生怕漏掉父親想看的細節:石獅鼻翼的紋路、階梯邊緣的苔蘚、碑文上的蘸金描紅。他把磁帶封存好,貼上標簽:Fengtian 1994,寄往檀香山給父親。
當天下午,他參觀九一八事變紀念塔。烈士名錄一行行刻在墻上,他默默數到“趙一曼”三個字時停下腳步,喉嚨發緊。有人認出他,自發讓道;也有人小聲議論:“傳奇家的后人。”他沒有解釋,只輕聲用英文說:“History is complicated but clear.”
第二年,他再度踏訪沈陽,受邀在東北大學校友會上簡短發言。張學良叮囑他:“這回講英文,好讓年輕人知道咱家往事不只屬于過去。”張閭琳于是站在禮堂紅地毯上,用流利英語回憶父親捐校辦學的往昔,最后補上一句東北話:“這嘎達,我記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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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十余年,他幾乎每兩年回一次東北。故宮舊址的青瓦、遼河平原的稻浪、長白山的初雪,都被他裝進膠片。偶遇游客打招呼:“張先生,又回來了?”他點頭:“看看老地方,心里踏實。”
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他以個人名義設立“趙一荻助學基金”,專門資助沈陽貧困學生攻讀航空專業,理由簡單:“我走過的路,愿有人走得更順。”
2024年8月13日凌晨,94歲的張閭琳在洛杉磯圣蓋博谷一家護理中心安靜離世,床頭的木架上擺著那卷1994年的錄像帶。護士事后回憶,老人彌留之際,嘴里似乎還在重復那十個蹩腳卻清晰的中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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